【说搏击运动“残酷”和“违背人性”无疑是荒谬的，然而，别忘了，它在中国的处境本身就是荒谬的。在金牌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搏击选手走上的是一条血酬之路。】
在昏迷一个半月之后，知名散打选手上官鹏飞仍告伤重不治。悲剧发生后，有媒体列举近年来发生在其他体育项目如马拉松、马术、赛车乃至足球项目层出不穷的死亡案例，意图说明上官鹏飞之死只是一个意外。毕竟，从2000年取消护具算起，国内每年的搏击赛事有200-300场，11年来有案可查的悲剧却只有上官鹏飞这一例。
但是，这样的类比并不妥当。
一方面，马拉松与足球项目中的死亡案例，相当部分系出于当事人自身先天性的隐疾，而赛车和马术中的机械与动物则存在着一定的不可控的天然风险。相比之下，散打和拳击项目已经由于规则和裁判后天的随时介入而变得相对安全，已经成为共识。
另一方面，即便赛场总有意外难以避免，但对于意外的预前和善后的差距，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尤其是在面对生死关头之时，能否得到足够的帮助和尊重。具体到上官鹏飞的悲剧，不难发现太多令人扼腕的“人祸”痕迹。
比如裁判的水准，比赛中裁判在近距离目睹上官鹏飞的对手连续四记违规重拳之后仍未出手干涉，其专业素质堪虞；比如赛前资格审查之疏漏，上官鹏飞在几个月前刚被KO过，按规则本不得参赛；比如主办方责任的缺位，上官鹏飞受伤后，其朋友家人连续十天联系不上主办方，转院要求难以得到传达和满足；比如相关保障的匮乏，中国本无专门针对运动员的恶意外伤害保险险种，更何况主办单位为压低成本，上的都是最低标准的普通意外险。
上官鹏飞之死，和围绕这一意外前后的各种问题，正是所有这些不职业的叠加作用的产物。
去除护具拳拳到肉的场景，头部未戴护具的上官鹏飞被KO的视频，更是挑起了公众的痛感。叫停商业赛或在散打中恢复护具的呼声开始高涨。这看似有些因噎废食——盖因增加额外的保护意味着观赏性的下降和市场的萎缩，由此或将导致一大群商业赛的从业运动员丢掉饭碗，并影响到中国散打的整体水平。但是，如果具体到散打运动在中国“伪职业”的竞技环境，这一建议又决非没有道理。
斯巴达克斯式你死我活的角斗时代早已远去，《铁甲钢拳》中所描绘的人类拳击被取缔、拳击成为机器人运动的时代仍然只属于科幻片。眼下，搏击的魅力仍然来自于人与人之间高强度的对抗。但是，这样的对抗有两大前提，一是在比赛规则允许范围之内，二是必须建立于与高风险相匹配的制度保障之上。这正是现代搏击的立身之本。
然而，此两点，尤其是后者，中国搏击做得远为不足。
不同于国外，散打在中国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虽未进入奥运会，但仍是举国体制下全运会的比赛项目，在于它背后不小的金牌需求和政绩需求的考量，而不是它有多大的职业化市场。而如今日渐频繁的商业赛，则可被视作武管中心和散打选手的“副业”。
然而，“主业”和“副业”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在全运金牌战略之下，中国散打选手的各种锦标赛赛程已相当密集，远超国外职业选手，在这样的赛程重压之下，频繁的商业赛势必造成巨大的体力透支；另一方面，由于散打项目作为非奥项目，其在国内的原动力仅来自全运，局限性极大，因此运动员为了“钱途”，往往会铤而走险，投身于商业赛。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未经职业化的打磨，中国的搏击商业赛缺乏规范，更像是打一枪换一炮的草台班子。在医疗、裁判、准入机制和保障机制均和国际水平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为了吸引观众收回商业利益，中国散打早早地“与国际接轨”，在商业赛中取消了拳套和头部护具（伦敦奥运拳击赛亦将取消头部护具），并默认放开对重拳的限制。由此，比赛风险与赛事的规范、运动员的保障难成正比。
上官鹏飞之死，原因不在头上没有护具，而在于相关赛事主办方胸中没有规则。
上官鹏飞一年多前在自己的博客写道，“谁知道我们究竟有多累？”相比毫无职业化前途的重竞技运动，散打选手也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经营“副业”创收，为退役后缺乏保障的人生多作积累，而不至于因身无长技而陷入贫困。但是，他们同样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不但在搏击场上拼命，透支自己的体力和健康，而且这个行业的先天畸形和由此导致的种种不职业的结果，最终必然会作用于身处产业链最下游的他们身上。
金牌和金钱的双重压力，让搏击选手走上一条血酬之路。在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难以撼动的前提下，加大限制和规范搏击商业赛，在中国未必就是因噎废食，而是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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