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关中刀客》剧照

1897年冬，梁启超在他给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周宏业札记所作批语中说道：“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以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未尽善也。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日史学史学，岂不谬哉”。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在久已氤氲的“新史学”潮流的呼唤中，新时期之历史研究在“走向社会”和逐步微观化的趋势下，要讲述基层社会的历史诉求囿于资料及传统史观限制，仍有较大难度。

立足于当下宏阔与正统的历史叙事中，一些边缘群体往往不可避免地被忽略，笔者在此就想要说说一个西北的民间群体。提起陕西刀客，恐怕在当下是知详情者少而仅闻其名者多——甚至多数人未解其名到底如何。由于资料的相对零散和难以爬梳，学界对这一群体缺乏准确的认识。以往关于刀客会的叙述，绝大多数以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的形式呈现，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当揆诸文献，勾连出大量史实之后，或许今人惊诧于刀客这一群体的复杂性，然而在清末民初之时，这一群体在关中可谓是家喻户晓，毁誉交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社会群体逐步淡出时代视野。

一

刀客是最早在陕西地方社会形成的一个特殊民间群体，刀客会是主要由刀客组成的区域性秘密组织。将某种特定身份或从事一些固定职业的群体称之为某客，是陕西、甘肃部分地区方言构词的一般性习惯。与盐客、烟客、镖客、赌博客、麦客、货客、边客、碗客、货客、刺客之名相比，刀客并非单单指代一种具体职业，而是清中期之后陕民对流窜乡里、结社伙行、手持大刀这一游荡群体的总称。

追根溯源，陕西刀客本有三大来源：陕东地区私盐贩售、乡村回汉械斗与保商互助团体。刀客会大致发轫于乾、嘉年间，成熟于道、咸之际，而后兴盛于同治陕甘“回乱”、清末“民变”风潮与辛亥革命之中，到了民国后期刀客势力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刀客成员大多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其兴盛与基层社会秩序失衡和乡村治理弱化有难以剥离的关联。

从当前可见的文献推断，刀客最初出现在渭河两岸，以陕东为渊薮之地，逐步扩散，至今仍有“关中刀客数同州”、“东府刀客”之说。陕西东部与晋豫交界的朝邑黄河滩和以卤泊滩为中心的私盐熬制场地，加上接近河东池盐（潞盐）运转通道，逐步成了刀客的聚居地。朝邑地理位置比较微妙，原属同州府辖，境内河道交错，滩地无垠，芦苇丛生，沟壑纵横。地理位置上南走荆楚，东去晋豫，北遁韩合，进而到北山（黄龙），又可远避甘、青、宁夏，可进可退。湖南等地所产的茶叶，途径陕西泾阳制成砖茶，运销蒙古、西藏、甘肃等地，刀客势力亦一度介入贩卖销售，抽取保镖费，具有某种雇佣色彩，形成颇有规模的镖客群体，这在有关山陕商人的材料中可见端倪。刀客会以陕东为核心向外辐射，至于清末刀客流散至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四川北部、甘肃东部和山西西南部，成为影响几省地方政局的一支武装力量。

▲清末西安图

其实，远在道光十二年（1832），山东乐陵人史谱职掌陕西巡抚后奏言：“陕省界连川楚，向有匪徒，自名刀客。睚眦细故，拔刀相向，民莫敢较。屡经惩创，未尽根株”。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江苏华亭人朱大源迁知蒲城之后，据《清史列传》记：

“蒲城多盗，有刀匪，其首曰王敢鸣，聚众屯井家堡界，蒲城富平临潼渭南四邑间，匪坚壁深，濠备火器拒捕，民与匪往来自保”。

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稿附片《请将渭南知县余炳涛量加鼓励片》中奏称：

“陕省之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久为刀匪出没途径…攫财物则彼此分赃，闻缉拏则纠同抗拒，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

由此可见，刀客群体在道光年间，基本已然呈现一种规模化特征。在“同治回乱”期间，部分刀客团体依赖于“二华”之堡寨，与回民势力若即若离，纵横捭阖，后来又和太平军、捻军亦有所关涉，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民间武装，引发了清廷的关注。

▲关山刀子实物

刀客之名其来有自，陕西俗语常言道，剑配君子刀配匪。早期刀客们身带一种名之为“关山刀子”（又名关山叶）的武器四处游荡，自卫拒捕。当地人提起刀客，时常言及其好义尚侠、不服官厅法令约束，浪迹民间，往往以佩关山刀为标记，才被周边民众称作刀客。由于方言差异及所用武器不同，有些刀客也被称为“签客”、“顺刀客”、“佩刀匪”、“执刀客”，豫西方言转称作“刀铁”。嘉道之际，尽管冷兵器已经趋于式微，已经有了可以毙敌于百步之遥的长短枪支，但清廷对于民间火药及枪支管控甚严，关中刀客们手中攥着的还是关山刀子这种冷武器，有些自名“刀手”、“割手”，往往“睚眦细故，拔刀相向，民莫敢较”，武断乡曲，分货拿赃，在基层乡村上发号施令、横据一方。

所谓“关山刀”之称，多是指原临潼县属的关山镇（现属阎良区）所制造，长约三市尺，宽不到二寸，形制特别，极为锋利，既可用作自卫武器，也用来报仇搏斗，据说以赵于两家的锻造技艺最为精良。随着刀客的组织化，特别是到光绪、宣统之际，刀客们已不仅仅携带“关山刀子”，不少成股的刀客夹杂配备着形制不一的长短枪枝，普通民众沿用旧名，街谈巷议，仍称他们为刀客。刀逐步失去了防卫的功能，佩戴关山刀成为刀客头身份的象征，在秦地作家贺绪林的小说《昨夜风雨》及由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关中匪事》中，对这一形象有生动的展现。

非官府中人持刀游荡，似乎总是代表着暴力与无序。由于刀客组织的叛逆性和破坏性，以刀为枪，啸众聚林，抢掠豪强恶霸，攻州占衙，令地方官府和绅士深以为患。清季官书惯称其作“刀匪”、“巨奸”、“恶党”，视之为“莠民”，地方官又称其为“佩刀匪徒”，常发文协办缉捕，务求“根诛”。少数刀客首领或个别刀客成员由于在乡村的亲缘或地缘关系，在地方社会中常行侠正义、救济难民、庇护产业，又有少数百姓宣称其为“刀侠”。至宣统年间，刀客会组织根株蔓延，刀客不仅遍及关中大部，更波及豫、晋、甘、宁、鄂多省，在民变风潮中相当活跃。

早期革命党在陕预备起事，往往与会党结连，“军民怨愤已久，投身会党者日众，哥老会之势力及于全陕，其首领有救民伐暴之宣言，其党员挟乘机劫掠之希望。民党见其时机已熟，即民军不举，彼等亦必揭竿而起，不如联络利用，输以常识，免致地方糜烂，故亟与会党合谋，早日举义”（郭孝成：《陕西光复记》），以扩展西北的革命力量。一些在陕精英亦对刀客会实施合理地引领与利用：

“井勿幕、胡景翼并喜侠好义而通刀客，信知中之勇为者能为革命添实，只要以革命道义相喻，必携刀从之”。

他们极力称赞刀客“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见《富平文史资料》）。辛亥革命之时，各色刀客组织联合陕西民军和新军，成为关中一支不可忽略的革命力量。

二

错综复杂的是，作为个体意义的刀客，无疑多数是弱势群体，但当这一群体结社重组之后，却客观上形成一个相当暴力、无序性的强势力量。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为被利用或引导的革命性特质。而之于基层社会，这种强势抑或暴力性又造成地方秩序的混乱，成为一种治理痼疾。因此之故，刀客成为观察清中期至民国底层社会“众生相”的一个切口。

陕西省富平县的文史资料如此介绍，“刀客一名，可以说与关中不可分称，是关中独有的一种风尚，含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刀客之名看似指代明确，实则模糊不清，为一种泛称。虽然有少数失意文人、地方士绅、团练首领承当刀客头，但总体来说，刀客组织核心会众主要包括：盐客、镖客、赌博客以及其他边缘职业群体，是一个多阶层、多出身、多民族（回族较多参与，清廷称为回匪）、杂职业的混合团体。组织形态包括总会、地方分会、类（仿）刀客组织三种架构。由于基层组织的自发性、随意性和群体多元多源等特征，这三种架构并不是由上到下、等级分明、泾渭有别的金字塔关系，而是处于相对虚化，各自交融，互有重叠的状态。当某一“刀首”影响力强势之时，通过地方权力的整合重构，也可相互转化移易。刀客会的权力结构中个人专制色彩较为浓厚，其活动具有极大的游离性特征。

▲山陕会馆

刀客的空间分布具有某种集聚特征。刀客会依赖于地方经济及刀客个体的职业谋生方式，与地方主体产业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刀客会存在一个类似于首领的人物，颇具匪气，一般都称之为“某某哥”，常常自名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绰号，是民间口口相传形成的。如大荔县李牛儿（满盈）、朝邑刀首甲午儿、兴平县刘三、富平县王寮镇刀客段学义（四煽狼）、杨鹤龄（白煽狗）、段三多（草上飞）、柳红（红老九）、宫里石象坤（仄楞子）、严锡龙（野狸子），在此不一一列数。这些刀客的绰号，具有相当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

早期刀客在地方社会权势的形成，更多是经济结构失衡之故。传统经济模式的困境在嘉道之际已有端倪，伴随着乡村自然经济及手工业的衰落，为求生计，农民不断离村离籍，涌入邻近市镇和产业集聚地（煤矿、盐场），形成数量众多的无业游民和雇工群体，如刀客麻振武（麻老九）给渭南地主武善人家做长工。他们游离于土地依附，超越传统管控，从事一些帮工受雇的临时性工作，尤其是盐茶专卖促成了刀客的兴盛。不少刀客逐步具备了某种技艺，如熬盐、石匠、算命、挖煤等。城镇经济结构及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形成名目繁多、品流丈杂的社会群体，如散兵游勇、乞丐、和尚、道士、教徒、算命的、卖艺的、耍把戏的、巫婆、神汉、术士、讼棍、娼妓、商贩、车夫、船工、苦力、盐工、赌博客等不下数十种，为数极多。乡村社会普遍贫困，贫民往往拙于谋生，不少经营临时性产业，贩卖销售私盐烟草，由于经济收入及权益保障的不稳定，这些游民群体容易流入会党及秘密组织（黑社会），借以庇护。随着生计堪忧，不少刀客行盗劫掠，又有“偷匪”之称。在这种背景，秘密组织的发育蔚为可观，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刀客会的最初形态也与经济团体难分泾渭。

实际上，刀客兴盛亦与自然灾害频发息息相关。1846年，陕东地区大旱缺收，朝邑大儒李元春在《上护院杨至堂大人言救荒书》中提及：

“饥民流徙满路，或有缢树、赴水、投崖而死者。其未徙之众，有阖门坐待饥者杀者，有煮食干瓜皮、辣菜而卒无以逃生者，其中鬻妻，鬻子女，弃婴儿者，殆不可胜数”。

与此同时，林则徐给属下强调缉捕各地刀客及饥民一事“在荒年尤不可轻视”，反映出刀客活动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蛛丝马迹。著名刀客李虎臣，乃是临潼县房村人，因关中遭逢大灾，伙同当地穷人“打官府、杀财东”，组建“渭北刀客”，与绿林势力“华山结盟”，后一跃成为陕西督办，支持国共合作。

在早期关于陕西刀客零散的记载中，可以确信这个群体在嘉庆年间已经出现。而刀客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大约形成于道光年间，之后其成熟扩展乡村械斗、关中本土的保商镖业、基层民团训练、贩卖私盐大烟以及同治回乱等情况难以割离。刀客势力的兴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行政管控体制的更易。道光十七年（1837），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将惩处“刀客”的办法奏准为定例，以惩凶顽：“陕西省所属匪徒，如结伙三人以上，挟诈逞凶，但有一人执持器械伤人，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分首从俱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又据卢坤《秦疆治略》记载，在陕西地方官府的运作体系中，为防“刀匪”，不过是采取：

“设立保甲，发给门牌，慎选良民充当甲长。地方官随时稽查，不许容留匪徒，则民安耕凿矣”。

地方政府借助于保甲、民团和传统的户口控制模式，以求“游民无所容留，奸匪藉以敛迹”，但保甲受到各色势力的掣肘，成为事实的乡土社会权力的附属，难以有效地规避治理的空白，致使基层控制繁难纠结。由于“刀匪”势力的确影响到了基层权力结构，同治之后，地方官府文书和皇帝谕旨中关于“刀匪”的控制、缉拏和法律规定逐步多了起来，可见这一群体规模之大、影响之巨。

早期刀客的来源尽管复杂，但其生计模式和形成根由却是相对明确的：私盐贩售、乡村械斗和保商团体。刀客群体离村离籍，不同于诸多规制下的“编户齐民”，具有很强的流散性和破坏力。大部分“刀匪”根植于地方社会，久在乡居，地形熟悉，社会关系复杂，加上一些地方官粉饰瞻顾、处处回护，基本上难以尽清，形成了特有的“民间秩序”。如林则徐在奏折中言，刀客乃“勾结匪类，伺劫掳人，倚恃山路纷歧，往往此拿彼窜”之徒。其结伙行动，此起彼伏，官府一时间无法纠治。由于剿匪成本之故，一些地方官时常息事宁人，以致于刀客俯身基层，光绪年间终酿成难以纠治之势，成为革命党利用和引导的力量。总体来说，对于刀客的缉捕的相对失效，一方面源于刀客的分布地理，其流窜性作案、隐伏山林，移文协作程序复杂。伴随刀客的省际化，跨省捉拿难度较大，成本也必然“靡费”。另一方面也与官府“回护”、因循了事、政策的临时性密切相关。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组织的不断演变中，刀客势力与地方官府、不同刀客会众之间、刀客会与基层民众、刀客会与革命党关系千丝万缕，呈现出经济团体-武装力量的双重特性，这也为后来参与几省革命种下了因果。

三

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使得传统的乡土资源和运转模式发生了彻底转轨。自清代中期到民国再到当代，抹去细微差异与变动，刀客会存在一个被“丑化-美化-神化”的三个过程。由于时间久远，那些充满传奇和斑驳色彩的刀客群体，来源不一，品行各异，很容易被后世简单化和脸谱化，刀客的形象也经历了以上三次重要变迁。在当代秦地文化系统中，残存着些许侠客情结，刀客几乎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古风遗存，或曰暴豪之侠，或曰乡曲之侠。蒲城县有一部皮影戏名曰《捉敢鸣》，讲的就是清代中期刀客王敢鸣血性仗义、反抗官府、同情民众，往往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英雄事迹。

不可否认，少数刀客具备某种侠气或侠性，或曾有过刀侠的美称。但实际上，把刀客作为行侠仗义的“道德标杆”毕竟只是一种古风悬设和道德理想，绝大多数刀客出身布衣，源自底层，非“行侠仗义、路见不平、人言人颂”的慷慨悲歌之辈，而全然是社会治理的“痼疾”、秩序崩塌的产物。他们凭借暴力手段，危害基层秩序，恶行昭著，民众苦不堪言，不是个例。生计诉求主导着行为选择，在乡野划地自封，蚕食地方经济，民国初年征粮派款，无异于“匪类”行径。道光十六年（1836），丁忧在家，曾任太常寺少卿的陕西泾阳人徐法绩赋杂诗一首，形容刀客之狂滥：

同州刀客昔无之，近日成群市上嬉。

夜间作贼日间赌，大伙横行官不知。

可以说，“刀匪”名有组织，实为流寇，此起彼伏，聚散无常，加上热衷于“交结捕役”，并非“横行官不知”，乃是很难一时肃清，刀客无疑是“刀害”。嘉道之后，原有的社会秩序逐步失控，统治结构与等级阶层严重分化，乡村中传统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其活力与机体亦无力回天，流民成批出现。刀客会的产生，与此错综复杂、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基本重合于封建经济体系没落的过程。不断激化的矛盾催生着民间诸种力量和各色群体的暗中组合与结社，成为正式社会结构和等级划分之外的特殊群体。

晚清政治权力的不断分散和下移，中央权威式微，使得基层各色势力任意的组合，暴动迭起，这一情况到了民国时期也未完全解决。拥有武器的民间社团和地下组织迫于生计，转化为匪。刀客会与遗留民间的冷热武器机缘的结合，是陕西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具体象征。新式枪械火器的输入，到了民国初年得到了整体性提升。刀客群体在陕西地区活跃了近百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刀客会的社会变革活动，虽具有隐晦的政治上的反异族统治（反抗满族贵族统治下的清政府）的内容和明确的经济互助（打富济贫、结帮伙，吃大户）的双重性目标，而表现更多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杨虎城乃孙镇甘北人，用“马拐子”杀死恶霸李桢。辛亥革命前夕，严孝全与杨虎城等人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今日结拜七兄弟，同甘共苦不顾生，

为民除害打恶霸，一心一意灭满清。

▲杨虎城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种基于传统道义与排满口号下的诉求，在晚清革命党与秘密组织联合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由于无所制约，中央控制的触角难以碰及基层社会，自嘉庆以来，刀客在乡村成群结队，破坏基层经济，之后由流民劣化为匪，其行为甚至比小股土匪更加可恶。“刀匪”之名从清廷的污称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基层情形。到了民国时期，豫西刀客盛行，拉杆成派，结连局丁、棚头、巡防营，民众称躲避刀客为“跑匪”，栾川县不得已之下构筑堡寨，成立“十大连”护卫一方，民众口中时常流传着关于刀客的打油诗：

人恨天不恨，天恨不能混。

刀杀短命鬼，火烧没福人。

刀客的知识体系、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不少来自于民间戏剧与话本小说。富平县刀客横行无忌，百姓称作“硬肚子”或“拳民”，各个联村堡只能以联编团自保，如东北乡第五联崇俭团。刀尖上讨生活，民间组织孕育着不可消弥的暴力性。况且，他们的知识来源更多是水浒、三国抑或民间戏曲、话本文学，受草莽结社、兄弟义气的影响甚巨。刀客从地下势力走向结连政党，通过刀客的日常行径，加上其亡命投奔，仅需糊口度日，又怎可妄求其履行“游侠”之责呢？匪患是一个社会问题，基层社会和组织形态并非泾渭分明，刀客群体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破坏角色。近代陕西社会转型，民生之艰，与各色地方武力派、会党团体、秘密组织无不关碍。而由于刀客首领和成员逐步劣化，成为大盗悍匪，与权绅们逐奔利益，“夜间作贼日间赌”，徐太常公此言甚是。清末陕西兴办团练和地方自治之时，一部分“刀首”与士绅结合，他们盘踞地方，要挟欺压“良民”，鱼龙混杂，手握武器，肆行无忌，使得基层治理混乱之程度，登峰造极，同时也预示着自身命运的终结。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史叙述中，刀客时而作为“革命团体”的面孔出现，时而以“底层暴动”天然正义的形象展演。不可否认，刀客手执“关山刀”，孔武有力，飞檐走壁，刀法出奇，月光下渐行渐远的身影，似乎不免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关于刀客的艺术建构与历史记忆至今也未曾中断，甚至被有的地方学者称为“游侠精神、儒家义理、侠肝义胆、关中文化”的代表，国民政府主持的一些论著及1949年之后一些口述资料（包括地方文史资料）亦显示出强烈的本土情结和英雄叙事。1940年代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中称：“刀客是一种侠盗，崇尚侠义，劫富济贫”，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地方所编写的相关论著亦存美化。《渭南县志》提及刀客，“刀客敢于反抗反动政府，抑强扶弱，视死如归。虽无明确的宗旨和纪律，但共同遵守一句约法：光棍犯法，自绑自杀”，以上描述相当正面。而陕西百姓传唱，“你的镢，我的锨，七月十日埋郭坚（著名刀客，靖国军将领）”，将躲避刀匪称为“跑郭坚”。陈登科在其《赤龙与丹凤》中提及：“黎伥这个狗日的，不怪人都说他是刀客”，刀客之名演变为土匪的别称，“提刀杀人，便为刀客”，或才表达出民众对刀客势力的痛恨。

可以想见，那些啸聚山林的草莽之辈对于近代陕省的基层社会来说来说，与传统士绅不同，无非意气昂扬、粗野不文，乃是打破了一种旧秩序或者使得这种旧秩序更加混乱而已。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去建立一种新秩序，正因此故，刀客最多是破坏者或者扰乱者罢了。以当下史学标准衡之，所谓刀客首领或刀客成员“同情弱者、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等类似之语，似可作为坊间传闻、俗人谈资，也不为甚，更无须厘清。况且，刀客“劫富”为组织持续生存的一种优化和经济选择——贫民又有何种财物可劫呢？但在乱世，普通民众对于刀客、侠匪、侠盗之近乎英雄的想象与构建，革命史观下对于刀客参与革命、暴动即正义的细致勾勒，是值得进一步考量的。

风沙磨砺，刀客会经过不断的还原与建构，有升华也有沉积。在这种层累叠加形成的印象之下，乡土小说《老关山》、《野滩镇》，2003年播出的系列电影《关中刀客》及之后的《刀客将军》、《兵出潼关》等文艺作品中的故事，就是以这些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为原型及创造资源的，对于关中刀客这一群体有相当程度的美化。有学者指出，刀客中良善之辈或者侠盗仅仅为少数，信哉斯言！有理由相信，对于地方特色群体（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解释、构建与文本生成，无论是古风遗存、经济致因抑或是革命正义之说，都不仅仅限于单个组织或特定的区域之内，这是我们须大加追索的问题。

笔者要强调的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想象与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而一味鼓吹地方文化遗存、参与革命即正义团体的叙述模式，亦可以休矣。

▲影视剧《关中刀客》剧照

1897年冬，梁启超在他给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周宏业札记所作批语中说道：“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以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未尽善也。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日史学史学，岂不谬哉”。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在久已氤氲的“新史学”潮流的呼唤中，新时期之历史研究在“走向社会”和逐步微观化的趋势下，要讲述基层社会的历史诉求囿于资料及传统史观限制，仍有较大难度。

立足于当下宏阔与正统的历史叙事中，一些边缘群体往往不可避免地被忽略，笔者在此就想要说说一个西北的民间群体。提起陕西刀客，恐怕在当下是知详情者少而仅闻其名者多——甚至多数人未解其名到底如何。由于资料的相对零散和难以爬梳，学界对这一群体缺乏准确的认识。以往关于刀客会的叙述，绝大多数以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的形式呈现，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当揆诸文献，勾连出大量史实之后，或许今人惊诧于刀客这一群体的复杂性，然而在清末民初之时，这一群体在关中可谓是家喻户晓，毁誉交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社会群体逐步淡出时代视野。

一

刀客是最早在陕西地方社会形成的一个特殊民间群体，刀客会是主要由刀客组成的区域性秘密组织。将某种特定身份或从事一些固定职业的群体称之为某客，是陕西、甘肃部分地区方言构词的一般性习惯。与盐客、烟客、镖客、赌博客、麦客、货客、边客、碗客、货客、刺客之名相比，刀客并非单单指代一种具体职业，而是清中期之后陕民对流窜乡里、结社伙行、手持大刀这一游荡群体的总称。

追根溯源，陕西刀客本有三大来源：陕东地区私盐贩售、乡村回汉械斗与保商互助团体。刀客会大致发轫于乾、嘉年间，成熟于道、咸之际，而后兴盛于同治陕甘“回乱”、清末“民变”风潮与辛亥革命之中，到了民国后期刀客势力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刀客成员大多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其兴盛与基层社会秩序失衡和乡村治理弱化有难以剥离的关联。

从当前可见的文献推断，刀客最初出现在渭河两岸，以陕东为渊薮之地，逐步扩散，至今仍有“关中刀客数同州”、“东府刀客”之说。陕西东部与晋豫交界的朝邑黄河滩和以卤泊滩为中心的私盐熬制场地，加上接近河东池盐（潞盐）运转通道，逐步成了刀客的聚居地。朝邑地理位置比较微妙，原属同州府辖，境内河道交错，滩地无垠，芦苇丛生，沟壑纵横。地理位置上南走荆楚，东去晋豫，北遁韩合，进而到北山（黄龙），又可远避甘、青、宁夏，可进可退。湖南等地所产的茶叶，途径陕西泾阳制成砖茶，运销蒙古、西藏、甘肃等地，刀客势力亦一度介入贩卖销售，抽取保镖费，具有某种雇佣色彩，形成颇有规模的镖客群体，这在有关山陕商人的材料中可见端倪。刀客会以陕东为核心向外辐射，至于清末刀客流散至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四川北部、甘肃东部和山西西南部，成为影响几省地方政局的一支武装力量。

▲清末西安图

其实，远在道光十二年（1832），山东乐陵人史谱职掌陕西巡抚后奏言：“陕省界连川楚，向有匪徒，自名刀客。睚眦细故，拔刀相向，民莫敢较。屡经惩创，未尽根株”。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江苏华亭人朱大源迁知蒲城之后，据《清史列传》记：

“蒲城多盗，有刀匪，其首曰王敢鸣，聚众屯井家堡界，蒲城富平临潼渭南四邑间，匪坚壁深，濠备火器拒捕，民与匪往来自保”。

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稿附片《请将渭南知县余炳涛量加鼓励片》中奏称：

“陕省之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久为刀匪出没途径…攫财物则彼此分赃，闻缉拏则纠同抗拒，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

由此可见，刀客群体在道光年间，基本已然呈现一种规模化特征。在“同治回乱”期间，部分刀客团体依赖于“二华”之堡寨，与回民势力若即若离，纵横捭阖，后来又和太平军、捻军亦有所关涉，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民间武装，引发了清廷的关注。

▲关山刀子实物

刀客之名其来有自，陕西俗语常言道，剑配君子刀配匪。早期刀客们身带一种名之为“关山刀子”（又名关山叶）的武器四处游荡，自卫拒捕。当地人提起刀客，时常言及其好义尚侠、不服官厅法令约束，浪迹民间，往往以佩关山刀为标记，才被周边民众称作刀客。由于方言差异及所用武器不同，有些刀客也被称为“签客”、“顺刀客”、“佩刀匪”、“执刀客”，豫西方言转称作“刀铁”。嘉道之际，尽管冷兵器已经趋于式微，已经有了可以毙敌于百步之遥的长短枪支，但清廷对于民间火药及枪支管控甚严，关中刀客们手中攥着的还是关山刀子这种冷武器，有些自名“刀手”、“割手”，往往“睚眦细故，拔刀相向，民莫敢较”，武断乡曲，分货拿赃，在基层乡村上发号施令、横据一方。

所谓“关山刀”之称，多是指原临潼县属的关山镇（现属阎良区）所制造，长约三市尺，宽不到二寸，形制特别，极为锋利，既可用作自卫武器，也用来报仇搏斗，据说以赵于两家的锻造技艺最为精良。随着刀客的组织化，特别是到光绪、宣统之际，刀客们已不仅仅携带“关山刀子”，不少成股的刀客夹杂配备着形制不一的长短枪枝，普通民众沿用旧名，街谈巷议，仍称他们为刀客。刀逐步失去了防卫的功能，佩戴关山刀成为刀客头身份的象征，在秦地作家贺绪林的小说《昨夜风雨》及由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关中匪事》中，对这一形象有生动的展现。

非官府中人持刀游荡，似乎总是代表着暴力与无序。由于刀客组织的叛逆性和破坏性，以刀为枪，啸众聚林，抢掠豪强恶霸，攻州占衙，令地方官府和绅士深以为患。清季官书惯称其作“刀匪”、“巨奸”、“恶党”，视之为“莠民”，地方官又称其为“佩刀匪徒”，常发文协办缉捕，务求“根诛”。少数刀客首领或个别刀客成员由于在乡村的亲缘或地缘关系，在地方社会中常行侠正义、救济难民、庇护产业，又有少数百姓宣称其为“刀侠”。至宣统年间，刀客会组织根株蔓延，刀客不仅遍及关中大部，更波及豫、晋、甘、宁、鄂多省，在民变风潮中相当活跃。

早期革命党在陕预备起事，往往与会党结连，“军民怨愤已久，投身会党者日众，哥老会之势力及于全陕，其首领有救民伐暴之宣言，其党员挟乘机劫掠之希望。民党见其时机已熟，即民军不举，彼等亦必揭竿而起，不如联络利用，输以常识，免致地方糜烂，故亟与会党合谋，早日举义”（郭孝成：《陕西光复记》），以扩展西北的革命力量。一些在陕精英亦对刀客会实施合理地引领与利用：

“井勿幕、胡景翼并喜侠好义而通刀客，信知中之勇为者能为革命添实，只要以革命道义相喻，必携刀从之”。

他们极力称赞刀客“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见《富平文史资料》）。辛亥革命之时，各色刀客组织联合陕西民军和新军，成为关中一支不可忽略的革命力量。

二

错综复杂的是，作为个体意义的刀客，无疑多数是弱势群体，但当这一群体结社重组之后，却客观上形成一个相当暴力、无序性的强势力量。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为被利用或引导的革命性特质。而之于基层社会，这种强势抑或暴力性又造成地方秩序的混乱，成为一种治理痼疾。因此之故，刀客成为观察清中期至民国底层社会“众生相”的一个切口。

陕西省富平县的文史资料如此介绍，“刀客一名，可以说与关中不可分称，是关中独有的一种风尚，含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刀客之名看似指代明确，实则模糊不清，为一种泛称。虽然有少数失意文人、地方士绅、团练首领承当刀客头，但总体来说，刀客组织核心会众主要包括：盐客、镖客、赌博客以及其他边缘职业群体，是一个多阶层、多出身、多民族（回族较多参与，清廷称为回匪）、杂职业的混合团体。组织形态包括总会、地方分会、类（仿）刀客组织三种架构。由于基层组织的自发性、随意性和群体多元多源等特征，这三种架构并不是由上到下、等级分明、泾渭有别的金字塔关系，而是处于相对虚化，各自交融，互有重叠的状态。当某一“刀首”影响力强势之时，通过地方权力的整合重构，也可相互转化移易。刀客会的权力结构中个人专制色彩较为浓厚，其活动具有极大的游离性特征。

▲山陕会馆

刀客的空间分布具有某种集聚特征。刀客会依赖于地方经济及刀客个体的职业谋生方式，与地方主体产业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刀客会存在一个类似于首领的人物，颇具匪气，一般都称之为“某某哥”，常常自名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绰号，是民间口口相传形成的。如大荔县李牛儿（满盈）、朝邑刀首甲午儿、兴平县刘三、富平县王寮镇刀客段学义（四煽狼）、杨鹤龄（白煽狗）、段三多（草上飞）、柳红（红老九）、宫里石象坤（仄楞子）、严锡龙（野狸子），在此不一一列数。这些刀客的绰号，具有相当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

早期刀客在地方社会权势的形成，更多是经济结构失衡之故。传统经济模式的困境在嘉道之际已有端倪，伴随着乡村自然经济及手工业的衰落，为求生计，农民不断离村离籍，涌入邻近市镇和产业集聚地（煤矿、盐场），形成数量众多的无业游民和雇工群体，如刀客麻振武（麻老九）给渭南地主武善人家做长工。他们游离于土地依附，超越传统管控，从事一些帮工受雇的临时性工作，尤其是盐茶专卖促成了刀客的兴盛。不少刀客逐步具备了某种技艺，如熬盐、石匠、算命、挖煤等。城镇经济结构及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形成名目繁多、品流丈杂的社会群体，如散兵游勇、乞丐、和尚、道士、教徒、算命的、卖艺的、耍把戏的、巫婆、神汉、术士、讼棍、娼妓、商贩、车夫、船工、苦力、盐工、赌博客等不下数十种，为数极多。乡村社会普遍贫困，贫民往往拙于谋生，不少经营临时性产业，贩卖销售私盐烟草，由于经济收入及权益保障的不稳定，这些游民群体容易流入会党及秘密组织（黑社会），借以庇护。随着生计堪忧，不少刀客行盗劫掠，又有“偷匪”之称。在这种背景，秘密组织的发育蔚为可观，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刀客会的最初形态也与经济团体难分泾渭。

实际上，刀客兴盛亦与自然灾害频发息息相关。1846年，陕东地区大旱缺收，朝邑大儒李元春在《上护院杨至堂大人言救荒书》中提及：

“饥民流徙满路，或有缢树、赴水、投崖而死者。其未徙之众，有阖门坐待饥者杀者，有煮食干瓜皮、辣菜而卒无以逃生者，其中鬻妻，鬻子女，弃婴儿者，殆不可胜数”。

与此同时，林则徐给属下强调缉捕各地刀客及饥民一事“在荒年尤不可轻视”，反映出刀客活动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蛛丝马迹。著名刀客李虎臣，乃是临潼县房村人，因关中遭逢大灾，伙同当地穷人“打官府、杀财东”，组建“渭北刀客”，与绿林势力“华山结盟”，后一跃成为陕西督办，支持国共合作。

在早期关于陕西刀客零散的记载中，可以确信这个群体在嘉庆年间已经出现。而刀客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大约形成于道光年间，之后其成熟扩展乡村械斗、关中本土的保商镖业、基层民团训练、贩卖私盐大烟以及同治回乱等情况难以割离。刀客势力的兴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行政管控体制的更易。道光十七年（1837），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将惩处“刀客”的办法奏准为定例，以惩凶顽：“陕西省所属匪徒，如结伙三人以上，挟诈逞凶，但有一人执持器械伤人，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分首从俱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又据卢坤《秦疆治略》记载，在陕西地方官府的运作体系中，为防“刀匪”，不过是采取：

“设立保甲，发给门牌，慎选良民充当甲长。地方官随时稽查，不许容留匪徒，则民安耕凿矣”。

地方政府借助于保甲、民团和传统的户口控制模式，以求“游民无所容留，奸匪藉以敛迹”，但保甲受到各色势力的掣肘，成为事实的乡土社会权力的附属，难以有效地规避治理的空白，致使基层控制繁难纠结。由于“刀匪”势力的确影响到了基层权力结构，同治之后，地方官府文书和皇帝谕旨中关于“刀匪”的控制、缉拏和法律规定逐步多了起来，可见这一群体规模之大、影响之巨。

早期刀客的来源尽管复杂，但其生计模式和形成根由却是相对明确的：私盐贩售、乡村械斗和保商团体。刀客群体离村离籍，不同于诸多规制下的“编户齐民”，具有很强的流散性和破坏力。大部分“刀匪”根植于地方社会，久在乡居，地形熟悉，社会关系复杂，加上一些地方官粉饰瞻顾、处处回护，基本上难以尽清，形成了特有的“民间秩序”。如林则徐在奏折中言，刀客乃“勾结匪类，伺劫掳人，倚恃山路纷歧，往往此拿彼窜”之徒。其结伙行动，此起彼伏，官府一时间无法纠治。由于剿匪成本之故，一些地方官时常息事宁人，以致于刀客俯身基层，光绪年间终酿成难以纠治之势，成为革命党利用和引导的力量。总体来说，对于刀客的缉捕的相对失效，一方面源于刀客的分布地理，其流窜性作案、隐伏山林，移文协作程序复杂。伴随刀客的省际化，跨省捉拿难度较大，成本也必然“靡费”。另一方面也与官府“回护”、因循了事、政策的临时性密切相关。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组织的不断演变中，刀客势力与地方官府、不同刀客会众之间、刀客会与基层民众、刀客会与革命党关系千丝万缕，呈现出经济团体-武装力量的双重特性，这也为后来参与几省革命种下了因果。

三

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使得传统的乡土资源和运转模式发生了彻底转轨。自清代中期到民国再到当代，抹去细微差异与变动，刀客会存在一个被“丑化-美化-神化”的三个过程。由于时间久远，那些充满传奇和斑驳色彩的刀客群体，来源不一，品行各异，很容易被后世简单化和脸谱化，刀客的形象也经历了以上三次重要变迁。在当代秦地文化系统中，残存着些许侠客情结，刀客几乎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古风遗存，或曰暴豪之侠，或曰乡曲之侠。蒲城县有一部皮影戏名曰《捉敢鸣》，讲的就是清代中期刀客王敢鸣血性仗义、反抗官府、同情民众，往往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英雄事迹。

不可否认，少数刀客具备某种侠气或侠性，或曾有过刀侠的美称。但实际上，把刀客作为行侠仗义的“道德标杆”毕竟只是一种古风悬设和道德理想，绝大多数刀客出身布衣，源自底层，非“行侠仗义、路见不平、人言人颂”的慷慨悲歌之辈，而全然是社会治理的“痼疾”、秩序崩塌的产物。他们凭借暴力手段，危害基层秩序，恶行昭著，民众苦不堪言，不是个例。生计诉求主导着行为选择，在乡野划地自封，蚕食地方经济，民国初年征粮派款，无异于“匪类”行径。道光十六年（1836），丁忧在家，曾任太常寺少卿的陕西泾阳人徐法绩赋杂诗一首，形容刀客之狂滥：

同州刀客昔无之，近日成群市上嬉。

夜间作贼日间赌，大伙横行官不知。

可以说，“刀匪”名有组织，实为流寇，此起彼伏，聚散无常，加上热衷于“交结捕役”，并非“横行官不知”，乃是很难一时肃清，刀客无疑是“刀害”。嘉道之后，原有的社会秩序逐步失控，统治结构与等级阶层严重分化，乡村中传统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其活力与机体亦无力回天，流民成批出现。刀客会的产生，与此错综复杂、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基本重合于封建经济体系没落的过程。不断激化的矛盾催生着民间诸种力量和各色群体的暗中组合与结社，成为正式社会结构和等级划分之外的特殊群体。

晚清政治权力的不断分散和下移，中央权威式微，使得基层各色势力任意的组合，暴动迭起，这一情况到了民国时期也未完全解决。拥有武器的民间社团和地下组织迫于生计，转化为匪。刀客会与遗留民间的冷热武器机缘的结合，是陕西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具体象征。新式枪械火器的输入，到了民国初年得到了整体性提升。刀客群体在陕西地区活跃了近百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刀客会的社会变革活动，虽具有隐晦的政治上的反异族统治（反抗满族贵族统治下的清政府）的内容和明确的经济互助（打富济贫、结帮伙，吃大户）的双重性目标，而表现更多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杨虎城乃孙镇甘北人，用“马拐子”杀死恶霸李桢。辛亥革命前夕，严孝全与杨虎城等人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今日结拜七兄弟，同甘共苦不顾生，

为民除害打恶霸，一心一意灭满清。

▲杨虎城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种基于传统道义与排满口号下的诉求，在晚清革命党与秘密组织联合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由于无所制约，中央控制的触角难以碰及基层社会，自嘉庆以来，刀客在乡村成群结队，破坏基层经济，之后由流民劣化为匪，其行为甚至比小股土匪更加可恶。“刀匪”之名从清廷的污称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基层情形。到了民国时期，豫西刀客盛行，拉杆成派，结连局丁、棚头、巡防营，民众称躲避刀客为“跑匪”，栾川县不得已之下构筑堡寨，成立“十大连”护卫一方，民众口中时常流传着关于刀客的打油诗：

人恨天不恨，天恨不能混。

刀杀短命鬼，火烧没福人。

刀客的知识体系、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不少来自于民间戏剧与话本小说。富平县刀客横行无忌，百姓称作“硬肚子”或“拳民”，各个联村堡只能以联编团自保，如东北乡第五联崇俭团。刀尖上讨生活，民间组织孕育着不可消弥的暴力性。况且，他们的知识来源更多是水浒、三国抑或民间戏曲、话本文学，受草莽结社、兄弟义气的影响甚巨。刀客从地下势力走向结连政党，通过刀客的日常行径，加上其亡命投奔，仅需糊口度日，又怎可妄求其履行“游侠”之责呢？匪患是一个社会问题，基层社会和组织形态并非泾渭分明，刀客群体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破坏角色。近代陕西社会转型，民生之艰，与各色地方武力派、会党团体、秘密组织无不关碍。而由于刀客首领和成员逐步劣化，成为大盗悍匪，与权绅们逐奔利益，“夜间作贼日间赌”，徐太常公此言甚是。清末陕西兴办团练和地方自治之时，一部分“刀首”与士绅结合，他们盘踞地方，要挟欺压“良民”，鱼龙混杂，手握武器，肆行无忌，使得基层治理混乱之程度，登峰造极，同时也预示着自身命运的终结。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史叙述中，刀客时而作为“革命团体”的面孔出现，时而以“底层暴动”天然正义的形象展演。不可否认，刀客手执“关山刀”，孔武有力，飞檐走壁，刀法出奇，月光下渐行渐远的身影，似乎不免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关于刀客的艺术建构与历史记忆至今也未曾中断，甚至被有的地方学者称为“游侠精神、儒家义理、侠肝义胆、关中文化”的代表，国民政府主持的一些论著及1949年之后一些口述资料（包括地方文史资料）亦显示出强烈的本土情结和英雄叙事。1940年代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中称：“刀客是一种侠盗，崇尚侠义，劫富济贫”，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地方所编写的相关论著亦存美化。《渭南县志》提及刀客，“刀客敢于反抗反动政府，抑强扶弱，视死如归。虽无明确的宗旨和纪律，但共同遵守一句约法：光棍犯法，自绑自杀”，以上描述相当正面。而陕西百姓传唱，“你的镢，我的锨，七月十日埋郭坚（著名刀客，靖国军将领）”，将躲避刀匪称为“跑郭坚”。陈登科在其《赤龙与丹凤》中提及：“黎伥这个狗日的，不怪人都说他是刀客”，刀客之名演变为土匪的别称，“提刀杀人，便为刀客”，或才表达出民众对刀客势力的痛恨。

可以想见，那些啸聚山林的草莽之辈对于近代陕省的基层社会来说来说，与传统士绅不同，无非意气昂扬、粗野不文，乃是打破了一种旧秩序或者使得这种旧秩序更加混乱而已。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去建立一种新秩序，正因此故，刀客最多是破坏者或者扰乱者罢了。以当下史学标准衡之，所谓刀客首领或刀客成员“同情弱者、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等类似之语，似可作为坊间传闻、俗人谈资，也不为甚，更无须厘清。况且，刀客“劫富”为组织持续生存的一种优化和经济选择——贫民又有何种财物可劫呢？但在乱世，普通民众对于刀客、侠匪、侠盗之近乎英雄的想象与构建，革命史观下对于刀客参与革命、暴动即正义的细致勾勒，是值得进一步考量的。

风沙磨砺，刀客会经过不断的还原与建构，有升华也有沉积。在这种层累叠加形成的印象之下，乡土小说《老关山》、《野滩镇》，2003年播出的系列电影《关中刀客》及之后的《刀客将军》、《兵出潼关》等文艺作品中的故事，就是以这些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为原型及创造资源的，对于关中刀客这一群体有相当程度的美化。有学者指出，刀客中良善之辈或者侠盗仅仅为少数，信哉斯言！有理由相信，对于地方特色群体（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解释、构建与文本生成，无论是古风遗存、经济致因抑或是革命正义之说，都不仅仅限于单个组织或特定的区域之内，这是我们须大加追索的问题。

笔者要强调的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想象与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而一味鼓吹地方文化遗存、参与革命即正义团体的叙述模式，亦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