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一个小时到上海……该白俄如能将重庆敌方间谍机关及其负责人报告吾人因而破译者，吾人决与重赏，目前如由陈先生担保，吾人亦可先予以若干之资助也。”

　　这是1940年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撰写的一份从重庆发往上海的绝密电报底稿。因为年代久远，这份泛黄的电报底稿上没有确切的发报时间，只是注明“甲发电第377号”。电报底稿第一张的左上角，用铅笔写着两个字——“已办”。如果了解这份电报的前前后后，就应该知道在它后面有着多么惨烈的抗战背景——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本航空兵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无差别的狂轰滥炸，旨在摧毁这个抗战大后方，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在这场空前的轰炸和反轰炸过程中，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局，也有着秘不示人的种种活动。2012年4月，台湾方面公布了戴笠部分绝密的档案资料，这才揭开这重重帷幕之一角。

　　蒋介石至少三次险遭轰炸

　　在这些密档中，有戴笠笔下重庆被日本轰炸的惨状，诸如“多用燃烧弹，城市房屋几全被毁，影响人心甚大”。这些炸弹目标不仅仅是普通军民，即便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几乎也难逃一劫。

　　据载，国民政府在重庆陪都期间，蒋介石至少有三次险遭日本飞机轰炸毙命。据主管军事情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少将的战时日记记载，1938年8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蒋介石黄山寓所，炸弹就落在寓所附近。当时蒋介石还拒绝撤离，他告诉大家：不要紧，大家靠住墙壁，伏下来，不要着急。1940年6月12日，一个五百公斤的炸弹再度掉在蒋介石寓所旁。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日本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那里得知这一情况，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率领轰炸机队直接轰炸这一官邸，可谓“斩首行动”吧。结果炸死蒋介石卫士两人，重伤四人。蒋介石在这三次轰炸中虽然毫发未损，但保护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成为军统局的重要工作之一。

　　面对日本的狂轰滥炸，中国军民限于当时的防空条件，只能采取消极防空措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全体军民都面临这一处境。早在1937年9月，蒋介石就致电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明确规定防空壕必须深六尺、宽二尺，上盖木板并加土层。戴笠在一份给毛人凤的电报中说，重庆黄埔军校防空室的壕土、钢骨水泥和沙包三合一加起来，还是“殊不坚固且军校又为敌机空袭主要之目标”，蒋介石经常居此，“颇不安全”。陈诚帮忙找到了重庆东门外躲避空袭的住所，戴笠也不放心，亲往视察，发现那里也是问题多多，“既无防空设备，连休息之房屋亦不佳”。

　　为此戴笠专门去四川灌县青城山为蒋介石寻找安全住所。四川省府在此地的朝阳洞曾为蒋介石建木屋五间，戴笠认为设备简单，不便久居。不过蒋介石侍从人员与来宾可以在附近的天师洞开会，因为天师洞这个地方防空没问题，安排警卫也不困难。戴笠如获至宝，马上嘱咐四川省府修理部署，以预备蒋介石的下榻躲避。

　　就在戴笠为蒋介石躲避炸弹绞尽脑汁时，日本的炸弹也直接投向了他本人。一次戴笠在湖南境内工作期间，离开长沙去沅陵，渡江时遇日本飞机的低飞轰炸扫射，同行之军统局职员死一、重伤二，戴笠的汽车被炸坏，随行车辆被炸四辆。不过戴笠躲过一劫，安然无恙。至于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和相关机构的被炸，则是司空见惯。

　　在戴笠的密电中，既有因为日敌机滥施轰炸，重庆军统局本部房屋大部被毁的文字，也有要部下保管好军统局的公物与文件，同时尽快加速军统局本部地下室的加固工程的电报。一次日本九十架飞机集中轰炸黄花园双溪沟一带，致军统局在那里的一个训练班的房屋全部被毁。戴笠命令立即安排大讲堂为该班师生寄宿，如缺军毯必须于当天晚上解决，“其地面应一律铺以竹席，以免潮气而防生病”。他还要部下准备好开水，因为面对这些参加抗战的青年人，“要因吾人对青年不可令其失望也”。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重要的谍报机构之一，军统局自然是高度重视对日谍报工作。加强各地谍报机构的设置、情报的收集整理、谍报人员培训、优秀谍报人员的奖励、安排各地军统局安全的办公场所，同时汇报重庆灾民救济工作的真实情况，都是戴笠关注的重点。而对日情报反间谍工作，则是重中之重。

　　日本飞机每来重庆轰炸，次日就将轰炸结果大加宣传，对此军统局恨之入骨又束手无策。不久据军统局在上海的特工密报，上海北极电气冰箱公司陈三才认识一参加日本特务机构的白俄，因对日本不满，情愿脱离其组织，将日本在重庆的情报机关及负责人秘密报告军统。戴笠闻讯后不禁大喜，他电报上海方面，马上派出特务，密访陈先生洽商一切。戴笠表示，该白俄如能将重庆敌方间谍机关及其负责人报告，军统局因而将其破译，则一定会重赏。可惜笔者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反间谍故事的后续文字。

　　时任重庆军统局督查室主任乔家才晚年写到，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期间，中国空军因数量与质量较差，拦截甚难。戴笠派员潜伏在汉口日本军事机场附近，建立秘密电台，密报敌机动态。同时他安排技术人员，破译日机与基地间所使用的密语信号。戴笠的这个情报一方面提供给防空单位，作为施放警报之根据，尽量有备无患，减少损失，同时也供空军作截击的参考。由于这方面成效辉煌，据悉日机不止一次受到重创。

　　这位高级特工还回忆到，重庆大轰炸期间，市政当局规定，晚上每一家门口必须挂一盏灯。他亲眼看到有一家门口，挂着一只白纸糊成的四方灯笼，上面写着十四个墨迹大字：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这十四个字，无疑写尽内心所蕴藏的愤怒和复仇的决心！

“限一个小时到上海……该白俄如能将重庆敌方间谍机关及其负责人报告吾人因而破译者，吾人决与重赏，目前如由陈先生担保，吾人亦可先予以若干之资助也。”

　　这是1940年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撰写的一份从重庆发往上海的绝密电报底稿。因为年代久远，这份泛黄的电报底稿上没有确切的发报时间，只是注明“甲发电第377号”。电报底稿第一张的左上角，用铅笔写着两个字——“已办”。如果了解这份电报的前前后后，就应该知道在它后面有着多么惨烈的抗战背景——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本航空兵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无差别的狂轰滥炸，旨在摧毁这个抗战大后方，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在这场空前的轰炸和反轰炸过程中，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局，也有着秘不示人的种种活动。2012年4月，台湾方面公布了戴笠部分绝密的档案资料，这才揭开这重重帷幕之一角。

　　蒋介石至少三次险遭轰炸

　　在这些密档中，有戴笠笔下重庆被日本轰炸的惨状，诸如“多用燃烧弹，城市房屋几全被毁，影响人心甚大”。这些炸弹目标不仅仅是普通军民，即便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几乎也难逃一劫。

　　据载，国民政府在重庆陪都期间，蒋介石至少有三次险遭日本飞机轰炸毙命。据主管军事情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少将的战时日记记载，1938年8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蒋介石黄山寓所，炸弹就落在寓所附近。当时蒋介石还拒绝撤离，他告诉大家：不要紧，大家靠住墙壁，伏下来，不要着急。1940年6月12日，一个五百公斤的炸弹再度掉在蒋介石寓所旁。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日本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那里得知这一情况，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率领轰炸机队直接轰炸这一官邸，可谓“斩首行动”吧。结果炸死蒋介石卫士两人，重伤四人。蒋介石在这三次轰炸中虽然毫发未损，但保护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成为军统局的重要工作之一。

　　面对日本的狂轰滥炸，中国军民限于当时的防空条件，只能采取消极防空措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全体军民都面临这一处境。早在1937年9月，蒋介石就致电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明确规定防空壕必须深六尺、宽二尺，上盖木板并加土层。戴笠在一份给毛人凤的电报中说，重庆黄埔军校防空室的壕土、钢骨水泥和沙包三合一加起来，还是“殊不坚固且军校又为敌机空袭主要之目标”，蒋介石经常居此，“颇不安全”。陈诚帮忙找到了重庆东门外躲避空袭的住所，戴笠也不放心，亲往视察，发现那里也是问题多多，“既无防空设备，连休息之房屋亦不佳”。

　　为此戴笠专门去四川灌县青城山为蒋介石寻找安全住所。四川省府在此地的朝阳洞曾为蒋介石建木屋五间，戴笠认为设备简单，不便久居。不过蒋介石侍从人员与来宾可以在附近的天师洞开会，因为天师洞这个地方防空没问题，安排警卫也不困难。戴笠如获至宝，马上嘱咐四川省府修理部署，以预备蒋介石的下榻躲避。

　　就在戴笠为蒋介石躲避炸弹绞尽脑汁时，日本的炸弹也直接投向了他本人。一次戴笠在湖南境内工作期间，离开长沙去沅陵，渡江时遇日本飞机的低飞轰炸扫射，同行之军统局职员死一、重伤二，戴笠的汽车被炸坏，随行车辆被炸四辆。不过戴笠躲过一劫，安然无恙。至于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和相关机构的被炸，则是司空见惯。

　　在戴笠的密电中，既有因为日敌机滥施轰炸，重庆军统局本部房屋大部被毁的文字，也有要部下保管好军统局的公物与文件，同时尽快加速军统局本部地下室的加固工程的电报。一次日本九十架飞机集中轰炸黄花园双溪沟一带，致军统局在那里的一个训练班的房屋全部被毁。戴笠命令立即安排大讲堂为该班师生寄宿，如缺军毯必须于当天晚上解决，“其地面应一律铺以竹席，以免潮气而防生病”。他还要部下准备好开水，因为面对这些参加抗战的青年人，“要因吾人对青年不可令其失望也”。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重要的谍报机构之一，军统局自然是高度重视对日谍报工作。加强各地谍报机构的设置、情报的收集整理、谍报人员培训、优秀谍报人员的奖励、安排各地军统局安全的办公场所，同时汇报重庆灾民救济工作的真实情况，都是戴笠关注的重点。而对日情报反间谍工作，则是重中之重。

　　日本飞机每来重庆轰炸，次日就将轰炸结果大加宣传，对此军统局恨之入骨又束手无策。不久据军统局在上海的特工密报，上海北极电气冰箱公司陈三才认识一参加日本特务机构的白俄，因对日本不满，情愿脱离其组织，将日本在重庆的情报机关及负责人秘密报告军统。戴笠闻讯后不禁大喜，他电报上海方面，马上派出特务，密访陈先生洽商一切。戴笠表示，该白俄如能将重庆敌方间谍机关及其负责人报告，军统局因而将其破译，则一定会重赏。可惜笔者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反间谍故事的后续文字。

　　时任重庆军统局督查室主任乔家才晚年写到，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期间，中国空军因数量与质量较差，拦截甚难。戴笠派员潜伏在汉口日本军事机场附近，建立秘密电台，密报敌机动态。同时他安排技术人员，破译日机与基地间所使用的密语信号。戴笠的这个情报一方面提供给防空单位，作为施放警报之根据，尽量有备无患，减少损失，同时也供空军作截击的参考。由于这方面成效辉煌，据悉日机不止一次受到重创。

　　这位高级特工还回忆到，重庆大轰炸期间，市政当局规定，晚上每一家门口必须挂一盏灯。他亲眼看到有一家门口，挂着一只白纸糊成的四方灯笼，上面写着十四个墨迹大字：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这十四个字，无疑写尽内心所蕴藏的愤怒和复仇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