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科：支那暗杀团
        支那暗杀团是刘思复在1909年在香港成立一个暗杀组织，刘思复担任团长，高剑父担任副团长，陈炯明是团员之一。该组织主要策划刺杀清朝的广东省高官，民国元年（1912年）即解散。
        刘思复在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从一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处学会炸弹制造技术。1906年春于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谋图刺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弹发生爆炸而导致事泄被捕。
        1909年刘被释放之后就在香港组建了“支那暗杀团”，1911年8月13日派遣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 (今北京路北段）成功炸伤李准，因此而有了一定的名气。据其团员李熙斌所述，刘思复在李准案后打算继续刺杀李准，此外两广总督张鸣岐也是其目标。在获悉凤山将要上任之后一度要更改计划谋刺凤山，已经安排好团员李熙斌、朱述堂和梁倚神抵达广州。但是因为得知了黄兴也有同样的计划而改派梁倚神协助黄兴，同年10月25日凤山被梁依神派出的李沛基炸死。
        1912年初曾派人北上谋划刺杀摄政载沣，但因为很快南北议和成功，因而没有继续进行。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该组织因“初志已遂，议决自行解散，且耻于求名，遂将团章盟书与年来会议函扎等文件，悉皆烧毁。”
        支那暗杀团为了培养团员的胆识，会在夜间举行入会仪式。入会者进入漆黑的屋子，桌子中间是放着骷髅头、点着白色蜡烛的桌子。这些仪式可能是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高剑父曾就此仪式绘制过画作《骷髅头》，是入会者必看的作品。除去仪式之外，该团还负责培训暗杀技能。最终人员构成分为负责暗杀者和提供后勤者，团章上刻有“同心同德”四字。
        支那暗杀团曾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共设立过三个据点，即裱画店“守真阁”（南华西鳌洲内街，原同盟会广东分会总部）、“源利木店”（河南尾），“信安颜料店”（金华庙）。这三个据点现在都已经无迹可寻。

        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革命党人也将政治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革命党人的暗杀，是英雄式的行为，其行为本身的意义好像比目的更为重要。如今，我们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幕还是如此壮怀激烈。

　　刺杀先驱万福华 不会用手枪

　　对于晚清的革命党刺客而言，万福华是真正的先驱。1904年，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揭开了晚清刺客风潮的序幕。当时帝俄强占东北，上海各界召开拒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然此时王之春却提出“割地联俄”的主张，且得到朝廷支持。遂成为革命党行刺的首选目标。

　　王之春在上海有一挚友，乃淮军名家吴长庆之子吴保初。革命党与他素有交往，于是利用其名义，邀请王之春赴位于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当时上海滩最繁华的金谷香菜馆赴宴。熟门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怀疑。

　　暗杀团的刺客以陈自新为主，携章士钊新购的手枪，乔装为侍者，潜藏在餐馆楼上，俟机狙击；万福华携数人，携借自张继之旧手枪，埋伏于餐馆楼下，望风接应。

　　1904年11月19日7时许，王之春按时赴约，到了二楼，不见吴保初，正犹疑间，忽有一人近身附耳，以日本语要求笔谈。此人正是陈自新，他画蛇添足，欲接近王氏，逼他写出证据，然后诛之。王大起疑心，于是回身疾走下楼。万福华与章士钊在楼下不闻枪声，正在犹疑间，忽见王之春下得楼来，奔向马车。其势已间不容发，当时手枪被一易姓同志放在怀内，万福华腾身跃起，从易同志怀中拔出手枪，突至王之春身前，厉声呵责：“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同时屡扣扳机，却未能发出一弹。原来此枪为刘师培从张继处借来，撞针已老坏，万福华等事先并未试用，因此事到临头，竟然不知手中枪的用法。

　　当时观者众多，巡警赶到后，立即将万福华逮捕。后来万福华被判了10年徒刑，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获释。此次刺杀影响极大，这是革命党暗杀团组织第一次付诸实践的行动。后来，吴樾在保定加入北方暗杀团，正是出于对万福华的崇拜。

　　吴樾刺杀五大臣

　　1905年前后的晚清，清廷政局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寻求改革的立宪之风也甚嚣尘上。此时的革命志士吴樾认为，清廷的立宪只是蒙蔽视听，发誓“杀一儆百”以唤醒无知民众。他在杨笃生介绍下加入“北方暗杀团”，学习暗杀技巧，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9月24日，清朝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以预备立宪为名出洋考察。吴樾探听到消息准备动手。

　　当天，吴樾购得一套随行仆从的衣服，混入仆役之中进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因送站的人多，被隔在了远处。在试图由第四列车厢进入中间五大臣包厢的时候，被卫兵拦住，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话，引起了卫士的怀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樾见此就冲了进去，借火车开动之际引爆身上的炸药。但遗憾的是，除了炸死几名随从外，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而吴樾当场殉节。

　　汪精卫冒死刺杀摄政王

　　1908年冬，孙中山和同盟会已经组织领导了八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对革命恢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已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他在忧心如焚中想出办法：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1910年，汪精卫携陈璧君、喻 培伦等人来到北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银锭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但行动当晚，就在汪精卫等在桥下埋炸弹时，却被无心的人发现，并报了官府。

　　第二天的报纸上果然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为了一举成功，暗杀团制作的那个大炸弹足有四十磅之重，报上说如果爆炸，会端掉大半个北京城；而且各报还分析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庆亲王、肃亲王和载洵、载涛几个人身上，官方和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汪精卫等人松了一口气，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一面准备去东京买炸药，一面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则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进行下一次暗杀。

　　可事实上，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报纸上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好在清廷打算表现宽宏大量，这起未遂谋杀案被宽大处理：汪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亢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

　　很快民国成立，汪精卫光荣出狱。京城各界人士1000多人前去迎接，大家争睹英雄神采。

　　暗杀风潮涌，当政者丧胆

　　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也轰动一时。徐一度被恩铭所赏识和厚遇，委任其为安庆巡警学堂堂长。但是徐认为，恩铭的赏识是私人的，杀死恩铭为的是民族和国家。1907年7月6日， 徐锡麟趁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之时，举枪将其击毙。后率众起义，不幸被俘，徐锡麟被剖心杀害。

　　最豪迈的刺客是同盟会会员温生才，他少年时被卖到海外做华工，后来回国做过冯子才的旗牌官。1911年春天，温生才用五响手枪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但被警卫跟踪捕获。他就义时全无恐惧，高呼“今天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必发奋做人！”和“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李沛基是效率最高的刺客，1911年10月底刺杀另一位广州将军凤山，使用的是炸弹。他用绳子把三枚炸弹挂起来，等凤山的轿子经过街上，从房檐上将炸弹滚下。凤山当场被炸死，李沛基却趁乱逃脱，顺利逃到香港。

　　另有一位没杀成人的刺客，那就是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蔡校长年轻的时候相信刺杀救国，自学化学，每天配置毒药和炸药，还专门教了许多爱好化学的女学生，因为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后来中华民国成立，蔡校长逐渐明白一个大国的强盛靠的不是被激情驱动的死士，而是踏实做事的真正人才，他从化学界真正转向了思想界和教育界。

　　暗杀作为革命党的手段之一，有些近乎疯狂，也使清廷的当政者闻风丧胆。后来，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承认有暗杀震慑之功。

历史百科：支那暗杀团
        支那暗杀团是刘思复在1909年在香港成立一个暗杀组织，刘思复担任团长，高剑父担任副团长，陈炯明是团员之一。该组织主要策划刺杀清朝的广东省高官，民国元年（1912年）即解散。
        刘思复在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从一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处学会炸弹制造技术。1906年春于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谋图刺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弹发生爆炸而导致事泄被捕。
        1909年刘被释放之后就在香港组建了“支那暗杀团”，1911年8月13日派遣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 (今北京路北段）成功炸伤李准，因此而有了一定的名气。据其团员李熙斌所述，刘思复在李准案后打算继续刺杀李准，此外两广总督张鸣岐也是其目标。在获悉凤山将要上任之后一度要更改计划谋刺凤山，已经安排好团员李熙斌、朱述堂和梁倚神抵达广州。但是因为得知了黄兴也有同样的计划而改派梁倚神协助黄兴，同年10月25日凤山被梁依神派出的李沛基炸死。
        1912年初曾派人北上谋划刺杀摄政载沣，但因为很快南北议和成功，因而没有继续进行。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该组织因“初志已遂，议决自行解散，且耻于求名，遂将团章盟书与年来会议函扎等文件，悉皆烧毁。”
        支那暗杀团为了培养团员的胆识，会在夜间举行入会仪式。入会者进入漆黑的屋子，桌子中间是放着骷髅头、点着白色蜡烛的桌子。这些仪式可能是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高剑父曾就此仪式绘制过画作《骷髅头》，是入会者必看的作品。除去仪式之外，该团还负责培训暗杀技能。最终人员构成分为负责暗杀者和提供后勤者，团章上刻有“同心同德”四字。
        支那暗杀团曾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共设立过三个据点，即裱画店“守真阁”（南华西鳌洲内街，原同盟会广东分会总部）、“源利木店”（河南尾），“信安颜料店”（金华庙）。这三个据点现在都已经无迹可寻。

        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革命党人也将政治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革命党人的暗杀，是英雄式的行为，其行为本身的意义好像比目的更为重要。如今，我们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幕还是如此壮怀激烈。

　　刺杀先驱万福华 不会用手枪

　　对于晚清的革命党刺客而言，万福华是真正的先驱。1904年，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揭开了晚清刺客风潮的序幕。当时帝俄强占东北，上海各界召开拒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然此时王之春却提出“割地联俄”的主张，且得到朝廷支持。遂成为革命党行刺的首选目标。

　　王之春在上海有一挚友，乃淮军名家吴长庆之子吴保初。革命党与他素有交往，于是利用其名义，邀请王之春赴位于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当时上海滩最繁华的金谷香菜馆赴宴。熟门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怀疑。

　　暗杀团的刺客以陈自新为主，携章士钊新购的手枪，乔装为侍者，潜藏在餐馆楼上，俟机狙击；万福华携数人，携借自张继之旧手枪，埋伏于餐馆楼下，望风接应。

　　1904年11月19日7时许，王之春按时赴约，到了二楼，不见吴保初，正犹疑间，忽有一人近身附耳，以日本语要求笔谈。此人正是陈自新，他画蛇添足，欲接近王氏，逼他写出证据，然后诛之。王大起疑心，于是回身疾走下楼。万福华与章士钊在楼下不闻枪声，正在犹疑间，忽见王之春下得楼来，奔向马车。其势已间不容发，当时手枪被一易姓同志放在怀内，万福华腾身跃起，从易同志怀中拔出手枪，突至王之春身前，厉声呵责：“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同时屡扣扳机，却未能发出一弹。原来此枪为刘师培从张继处借来，撞针已老坏，万福华等事先并未试用，因此事到临头，竟然不知手中枪的用法。

　　当时观者众多，巡警赶到后，立即将万福华逮捕。后来万福华被判了10年徒刑，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获释。此次刺杀影响极大，这是革命党暗杀团组织第一次付诸实践的行动。后来，吴樾在保定加入北方暗杀团，正是出于对万福华的崇拜。

　　吴樾刺杀五大臣

　　1905年前后的晚清，清廷政局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寻求改革的立宪之风也甚嚣尘上。此时的革命志士吴樾认为，清廷的立宪只是蒙蔽视听，发誓“杀一儆百”以唤醒无知民众。他在杨笃生介绍下加入“北方暗杀团”，学习暗杀技巧，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9月24日，清朝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以预备立宪为名出洋考察。吴樾探听到消息准备动手。

　　当天，吴樾购得一套随行仆从的衣服，混入仆役之中进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因送站的人多，被隔在了远处。在试图由第四列车厢进入中间五大臣包厢的时候，被卫兵拦住，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话，引起了卫士的怀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樾见此就冲了进去，借火车开动之际引爆身上的炸药。但遗憾的是，除了炸死几名随从外，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而吴樾当场殉节。

　　汪精卫冒死刺杀摄政王

　　1908年冬，孙中山和同盟会已经组织领导了八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对革命恢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已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他在忧心如焚中想出办法：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1910年，汪精卫携陈璧君、喻 培伦等人来到北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银锭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但行动当晚，就在汪精卫等在桥下埋炸弹时，却被无心的人发现，并报了官府。

　　第二天的报纸上果然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为了一举成功，暗杀团制作的那个大炸弹足有四十磅之重，报上说如果爆炸，会端掉大半个北京城；而且各报还分析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庆亲王、肃亲王和载洵、载涛几个人身上，官方和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汪精卫等人松了一口气，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一面准备去东京买炸药，一面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则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进行下一次暗杀。

　　可事实上，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报纸上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好在清廷打算表现宽宏大量，这起未遂谋杀案被宽大处理：汪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亢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

　　很快民国成立，汪精卫光荣出狱。京城各界人士1000多人前去迎接，大家争睹英雄神采。

　　暗杀风潮涌，当政者丧胆

　　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也轰动一时。徐一度被恩铭所赏识和厚遇，委任其为安庆巡警学堂堂长。但是徐认为，恩铭的赏识是私人的，杀死恩铭为的是民族和国家。1907年7月6日， 徐锡麟趁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之时，举枪将其击毙。后率众起义，不幸被俘，徐锡麟被剖心杀害。

　　最豪迈的刺客是同盟会会员温生才，他少年时被卖到海外做华工，后来回国做过冯子才的旗牌官。1911年春天，温生才用五响手枪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但被警卫跟踪捕获。他就义时全无恐惧，高呼“今天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必发奋做人！”和“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李沛基是效率最高的刺客，1911年10月底刺杀另一位广州将军凤山，使用的是炸弹。他用绳子把三枚炸弹挂起来，等凤山的轿子经过街上，从房檐上将炸弹滚下。凤山当场被炸死，李沛基却趁乱逃脱，顺利逃到香港。

　　另有一位没杀成人的刺客，那就是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蔡校长年轻的时候相信刺杀救国，自学化学，每天配置毒药和炸药，还专门教了许多爱好化学的女学生，因为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后来中华民国成立，蔡校长逐渐明白一个大国的强盛靠的不是被激情驱动的死士，而是踏实做事的真正人才，他从化学界真正转向了思想界和教育界。

　　暗杀作为革命党的手段之一，有些近乎疯狂，也使清廷的当政者闻风丧胆。后来，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承认有暗杀震慑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