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来自大槐树的传说遍及全国，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都出自这么小的一块地方？



为什么上厕所又叫“解手”？一个广为流传的解释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居民被强制迁移，途中官兵紧缚其手防止逃跑，因此大小便前需要先解开手上的绳子。更重要的是，大槐树移民后裔遍布全国，“解手”才能成为通用代称。

由于宋元话本中 “解手”一词早就出现，这个说法已被证伪。不过， “大槐树后代遍布全国”一说仍有顽强生命力，不少名人如张学良、宋庆龄、郭沫若、温家宝等据说都是大槐树移民的子孙。

中国各地尤其是华北地区，很多人都会从长辈口中得知自己是大槐树的血脉，甚至有文章声称三分之二的台湾人都来自大槐树， 2011 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还远赴山西参加寻根祭祖大典。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和“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是宣扬大槐树认同的两句有名歌谣

大量记载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鹮窝”的族谱、碑文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证据。曾任洪洞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张青，耗时 21 年收集 869 个大槐树移民姓氏族谱，得出了移民遍及 18 个省（市）500 余县的结论。



▍大槐树后裔分布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北方

然而，过往研究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漏洞：为数如此庞大的移民，怎么都出自一个小县城，还都以一棵树或一个鸟窝做标记？张青的解释是，移民不全是洪洞人，大槐树只是各地移民集合点，以便官府编排队伍，发放川资。

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于史无征的移民传说

遗憾的是，把大槐树作为移民集合点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据《明史》、《明实录》，明初因中原地区迭遭战乱、人口锐减，先后从山西移民 18 次，但只有 6 条记录提到从洪洞县所属的平阳府移民，洪洞集中移民的说法不见于正史。况且，洪洞位于山西西南，挑选此地集中晋东、晋北移民再迁往东北方向，也显得过于折腾。

洪洞地方志里同样缺少相应记载。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洪洞县志》修订于明朝万历年间，离移民时代不算太远，但全书没有任何地方提及移民，更没有提到过大槐树、老鹳窝。相反，书中提到，洪洞县到 1449 年才修筑了简易土城墙，当时的人口数量不像经历过大规模移民。

唯一白纸黑字的证据就是族谱，但由于修谱时间较晚，并不是可以直接采信的史料，何况大多数提到祖先来自洪洞的族谱或墓碑，后面的具体地名大都省略、磨损，附会的可能性很大。

学者赵世瑜通过实地调查找到了不少例证，如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牌位和祠堂简介均称祖上来自洪洞，但撰写于 1425 年，移刻于乾隆年间的祖宗墓碑却明确墓主为“济源之世家”，也就是当地土著。

此外，他还发现大槐树、老鹳窝这些地名在清朝中叶才大量出现于族谱记载。而越晚近的族谱，吸收的民间传说也越多，导致祖宗经历几乎雷同——李、钱、祝、牛、杨诸氏都声称祖先在迁徙时砸破大锅，几兄弟每人拿一块碎片为记。

为什么大槐树会成为民间传说偏爱的故乡？

人民喜欢有故事的家乡

实际上，与大槐树相似的传说还有很多——湖北江汉平原有众多祖籍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的居民；四川人时常称先祖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皖北颍州居民多迁自山东枣林庄；云南汉人若是自称从南京迁来，对应的具体地名便是杨柳巷或四牌楼……



▍“问君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

这些“故乡”的附会程度并不亚于大槐树，但显然不如大槐树影响深远，大槐树有什么特别的竞争力呢？

名字好记是一大优势。与其他“祖籍”相比，大槐树常被当做地标，是北方人更熟悉的概念，光绪年间江苏江浦县城有一地名称“大槐树”，嘉靖年间河南尉氏县也有一个“大槐树乡”。在某些地方，大槐树甚至是村民崇拜的通灵神树，《汉书·五行志》就记录了大槐树被官员砍断后一夜复生的故事。

此外，大槐树移民故事的丰富程度也让其他传说黯然失色——从移民特征到迁徙的原因、过程，都有配套的具体情节。光是明朝初年中原人口锐减，就至少有胡大海复仇、红虫吃人和常遇春血洗怀庆府三种解释。

其中的胡大海据说是母猩猩和某举人杂交的后代，幼年因血统问题经常受辱，后来朱元璋批准他可杀“一箭之地”的河南人报仇，不想胡一箭射中雁尾，大雁一飞千里，追着杀得河南山东荒无人烟，这种离奇血腥的故事自然能获得极好的传播。



▍常遇春（左）与胡大海（右）

朝廷把大槐树作为移民集结地的说法，听上去也太像说书人的想象——朝廷通知山西人到洪洞大槐树下办理手续，早到者可以留在家乡，办迟了的就要移居别处。通知一出，山西人纷纷涌向大槐树，等人到的差不多了，又强令到场者全部迁徙，上当的乡民只得看着大槐树和树上的乌鸦窝忍别故里。

至于迁徙过程及迁徙给乡民留下的特征，除了前面提到的“解手”与“打锅认亲”，比较有名的还有小脚趾甲两瓣的人就是大槐树后裔的说法。更神奇的是，大槐树传说还解释了中国人民尤其领导干部喜欢背着手走路的习惯——洪洞移民因为强迁途中背手反绑，养成习惯了。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洗手间也特意命名为“解手场”

当然，光靠好名字和好故事并不足以成就大槐树如此广泛的认同。移民故事中的元素往往全国通用，声称先祖是“江西填湖广”的湖南、湖北人也有小脚趾甲两瓣的区分法，“解手”源于湖广填四川的说法甚至得到过顾颉刚的认可。

真正塑造大槐树认同的，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北方紧张的族群关系——“无根”的移民后裔也好，不清楚自己祖先是否为汉人的所谓“土著”也好，都会产生寻根的需求。而只有选定大众认可的“故乡”，才能明确身份，融入社会主流。

民间故事中的细节也反映出了背后的族群认同——背手、小脚趾甲两瓣其实是包括朝鲜人在内的东方人普遍特征；而把胡大海、常遇春这两名色目人描绘成人兽杂交生下的杀人魔，恐怕也是缘于故事背后的汉人排外心理。

从传说到事实

虽然晚清时期大槐树传说已广为流传，但在洪洞本地，大槐树长期不见遗址，当地居民亦语焉不详。直到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贺柏寿等人出资兴建古大槐树遗址，并改造传说，写成书稿正式出版，大槐树终于有迹可循。

建址之初，相关历史悬案就迅速得到“解答”。景大启在碑记中宣称“古大槐树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确定了古大槐树的“真实存在”，还把它安置在迁民传说中提及，现实中也能找到的广济寺边上。但明初的广济寺当时已经迁址，重建古迹的记录里也承认选址依据只是“故老之传闻”。

明初山西移民与大槐树的关系，也被贺柏寿的碑记确定下来。他承认明初移民并不都是洪洞人，但又说当时“洪地殷繁”，每次迁徙都有洪洞人参与。至于大槐树，则是“荟萃之所”，民间故事中明政府拐骗移民的说辞被去掉了，而移民集中地的功能仍归于它。

遗址建起来后，很快收到奇效。当时军阀卢永祥从太原南下，直逼平阳，军中士卒多为河北、山东、河南人，原本在途中烧杀抢掠，行至洪洞，见到大槐树遗址，出于对先人的崇敬，竟秋毫无犯。洪洞人受大槐树庇荫之恩，对景大启等人的事业也热情高涨，文人墨客广泛加入，让大槐树的故事越讲越大，越讲越清晰。

1916 年，洪洞县志修志，纂修者韩垌第一次把大槐树写进了地方志中，不过在提及大槐树为集合之所时，用了“传闻”二字；对“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的情况也没有隐瞒。

之后，贺柏寿的弟弟贺椿寿试图用另一个传闻来提高传闻的可信度——广济寺曾为移民之事树碑，碑文记载甚祥，这个碑现在虽然没了，但“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至于碑叫什么碑，记载了哪些东西，他没有说明。

更高明的旁证寻觅者是 1921 年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作序的赵戴文，他在其序文中称大槐树移民说“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这既是事实，又把大槐树故事的依据牵系到众多家族谱系的记录中。随着《洪洞古大槐树志》和两年后更大规模的《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刊印出版，他的观点也广为历史学家采纳，持续影响至今。

1949 年后，塑造大槐树认同的士绅不复存在，这一认同本身却并未被破坏。

大槐树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待遇足以反映认同之强烈——知名度极高、反映劳动人民受到封建压迫的著名古迹“苏三监狱”，在文革中被拆毁；而官僚地主分子修建的，仅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槐树古迹，却因当地人的崇拜而保存下来。

不过，承载大槐树认同，并被当做传说依据的家谱、祠堂、墓碑却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损失惨重。等风潮结束，存世的大槐树记录已经不多。但 “寻根问祖”开禁后，失去祖宗脉络的人又兴起了续修、重修家谱的热潮。不少原本没有大槐树认同的人，也在这一时期顺应大众热情，变成了大槐树的新子孙。

祖先来自大槐树的传说遍及全国，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都出自这么小的一块地方？



为什么上厕所又叫“解手”？一个广为流传的解释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居民被强制迁移，途中官兵紧缚其手防止逃跑，因此大小便前需要先解开手上的绳子。更重要的是，大槐树移民后裔遍布全国，“解手”才能成为通用代称。

由于宋元话本中 “解手”一词早就出现，这个说法已被证伪。不过， “大槐树后代遍布全国”一说仍有顽强生命力，不少名人如张学良、宋庆龄、郭沫若、温家宝等据说都是大槐树移民的子孙。

中国各地尤其是华北地区，很多人都会从长辈口中得知自己是大槐树的血脉，甚至有文章声称三分之二的台湾人都来自大槐树， 2011 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还远赴山西参加寻根祭祖大典。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和“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是宣扬大槐树认同的两句有名歌谣

大量记载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鹮窝”的族谱、碑文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证据。曾任洪洞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张青，耗时 21 年收集 869 个大槐树移民姓氏族谱，得出了移民遍及 18 个省（市）500 余县的结论。



▍大槐树后裔分布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北方

然而，过往研究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漏洞：为数如此庞大的移民，怎么都出自一个小县城，还都以一棵树或一个鸟窝做标记？张青的解释是，移民不全是洪洞人，大槐树只是各地移民集合点，以便官府编排队伍，发放川资。

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于史无征的移民传说

遗憾的是，把大槐树作为移民集合点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据《明史》、《明实录》，明初因中原地区迭遭战乱、人口锐减，先后从山西移民 18 次，但只有 6 条记录提到从洪洞县所属的平阳府移民，洪洞集中移民的说法不见于正史。况且，洪洞位于山西西南，挑选此地集中晋东、晋北移民再迁往东北方向，也显得过于折腾。

洪洞地方志里同样缺少相应记载。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洪洞县志》修订于明朝万历年间，离移民时代不算太远，但全书没有任何地方提及移民，更没有提到过大槐树、老鹳窝。相反，书中提到，洪洞县到 1449 年才修筑了简易土城墙，当时的人口数量不像经历过大规模移民。

唯一白纸黑字的证据就是族谱，但由于修谱时间较晚，并不是可以直接采信的史料，何况大多数提到祖先来自洪洞的族谱或墓碑，后面的具体地名大都省略、磨损，附会的可能性很大。

学者赵世瑜通过实地调查找到了不少例证，如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牌位和祠堂简介均称祖上来自洪洞，但撰写于 1425 年，移刻于乾隆年间的祖宗墓碑却明确墓主为“济源之世家”，也就是当地土著。

此外，他还发现大槐树、老鹳窝这些地名在清朝中叶才大量出现于族谱记载。而越晚近的族谱，吸收的民间传说也越多，导致祖宗经历几乎雷同——李、钱、祝、牛、杨诸氏都声称祖先在迁徙时砸破大锅，几兄弟每人拿一块碎片为记。

为什么大槐树会成为民间传说偏爱的故乡？

人民喜欢有故事的家乡

实际上，与大槐树相似的传说还有很多——湖北江汉平原有众多祖籍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的居民；四川人时常称先祖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皖北颍州居民多迁自山东枣林庄；云南汉人若是自称从南京迁来，对应的具体地名便是杨柳巷或四牌楼……



▍“问君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

这些“故乡”的附会程度并不亚于大槐树，但显然不如大槐树影响深远，大槐树有什么特别的竞争力呢？

名字好记是一大优势。与其他“祖籍”相比，大槐树常被当做地标，是北方人更熟悉的概念，光绪年间江苏江浦县城有一地名称“大槐树”，嘉靖年间河南尉氏县也有一个“大槐树乡”。在某些地方，大槐树甚至是村民崇拜的通灵神树，《汉书·五行志》就记录了大槐树被官员砍断后一夜复生的故事。

此外，大槐树移民故事的丰富程度也让其他传说黯然失色——从移民特征到迁徙的原因、过程，都有配套的具体情节。光是明朝初年中原人口锐减，就至少有胡大海复仇、红虫吃人和常遇春血洗怀庆府三种解释。

其中的胡大海据说是母猩猩和某举人杂交的后代，幼年因血统问题经常受辱，后来朱元璋批准他可杀“一箭之地”的河南人报仇，不想胡一箭射中雁尾，大雁一飞千里，追着杀得河南山东荒无人烟，这种离奇血腥的故事自然能获得极好的传播。



▍常遇春（左）与胡大海（右）

朝廷把大槐树作为移民集结地的说法，听上去也太像说书人的想象——朝廷通知山西人到洪洞大槐树下办理手续，早到者可以留在家乡，办迟了的就要移居别处。通知一出，山西人纷纷涌向大槐树，等人到的差不多了，又强令到场者全部迁徙，上当的乡民只得看着大槐树和树上的乌鸦窝忍别故里。

至于迁徙过程及迁徙给乡民留下的特征，除了前面提到的“解手”与“打锅认亲”，比较有名的还有小脚趾甲两瓣的人就是大槐树后裔的说法。更神奇的是，大槐树传说还解释了中国人民尤其领导干部喜欢背着手走路的习惯——洪洞移民因为强迁途中背手反绑，养成习惯了。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洗手间也特意命名为“解手场”

当然，光靠好名字和好故事并不足以成就大槐树如此广泛的认同。移民故事中的元素往往全国通用，声称先祖是“江西填湖广”的湖南、湖北人也有小脚趾甲两瓣的区分法，“解手”源于湖广填四川的说法甚至得到过顾颉刚的认可。

真正塑造大槐树认同的，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北方紧张的族群关系——“无根”的移民后裔也好，不清楚自己祖先是否为汉人的所谓“土著”也好，都会产生寻根的需求。而只有选定大众认可的“故乡”，才能明确身份，融入社会主流。

民间故事中的细节也反映出了背后的族群认同——背手、小脚趾甲两瓣其实是包括朝鲜人在内的东方人普遍特征；而把胡大海、常遇春这两名色目人描绘成人兽杂交生下的杀人魔，恐怕也是缘于故事背后的汉人排外心理。

从传说到事实

虽然晚清时期大槐树传说已广为流传，但在洪洞本地，大槐树长期不见遗址，当地居民亦语焉不详。直到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贺柏寿等人出资兴建古大槐树遗址，并改造传说，写成书稿正式出版，大槐树终于有迹可循。

建址之初，相关历史悬案就迅速得到“解答”。景大启在碑记中宣称“古大槐树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确定了古大槐树的“真实存在”，还把它安置在迁民传说中提及，现实中也能找到的广济寺边上。但明初的广济寺当时已经迁址，重建古迹的记录里也承认选址依据只是“故老之传闻”。

明初山西移民与大槐树的关系，也被贺柏寿的碑记确定下来。他承认明初移民并不都是洪洞人，但又说当时“洪地殷繁”，每次迁徙都有洪洞人参与。至于大槐树，则是“荟萃之所”，民间故事中明政府拐骗移民的说辞被去掉了，而移民集中地的功能仍归于它。

遗址建起来后，很快收到奇效。当时军阀卢永祥从太原南下，直逼平阳，军中士卒多为河北、山东、河南人，原本在途中烧杀抢掠，行至洪洞，见到大槐树遗址，出于对先人的崇敬，竟秋毫无犯。洪洞人受大槐树庇荫之恩，对景大启等人的事业也热情高涨，文人墨客广泛加入，让大槐树的故事越讲越大，越讲越清晰。

1916 年，洪洞县志修志，纂修者韩垌第一次把大槐树写进了地方志中，不过在提及大槐树为集合之所时，用了“传闻”二字；对“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的情况也没有隐瞒。

之后，贺柏寿的弟弟贺椿寿试图用另一个传闻来提高传闻的可信度——广济寺曾为移民之事树碑，碑文记载甚祥，这个碑现在虽然没了，但“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至于碑叫什么碑，记载了哪些东西，他没有说明。

更高明的旁证寻觅者是 1921 年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作序的赵戴文，他在其序文中称大槐树移民说“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这既是事实，又把大槐树故事的依据牵系到众多家族谱系的记录中。随着《洪洞古大槐树志》和两年后更大规模的《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刊印出版，他的观点也广为历史学家采纳，持续影响至今。

1949 年后，塑造大槐树认同的士绅不复存在，这一认同本身却并未被破坏。

大槐树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待遇足以反映认同之强烈——知名度极高、反映劳动人民受到封建压迫的著名古迹“苏三监狱”，在文革中被拆毁；而官僚地主分子修建的，仅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槐树古迹，却因当地人的崇拜而保存下来。

不过，承载大槐树认同，并被当做传说依据的家谱、祠堂、墓碑却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损失惨重。等风潮结束，存世的大槐树记录已经不多。但 “寻根问祖”开禁后，失去祖宗脉络的人又兴起了续修、重修家谱的热潮。不少原本没有大槐树认同的人，也在这一时期顺应大众热情，变成了大槐树的新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