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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洛克菲勒的中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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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洛克菲勒的中国试验

黄伯欣



今天,在北京的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与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显示着这里的丰富历史。而从外表上,已难以看出,100年来,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与它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1921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参加的一次典礼活动:“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罗氏演说甚好。”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得意的一项事业——协和医学院,经过整整七年筹备、耗资750万美元建成后,迎来此次开幕典礼。

“罗氏”指的就是小洛克菲勒。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小洛克菲勒

瓷器缔结中国情结

洛克菲勒家族最早接触中国的历史可上溯至1863年。那一年,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那时他年仅24岁。

随着其石油帝国的扩张,老洛克菲勒成世界上的第一个十亿富豪。1913年,为人慷慨的洛克菲勒父子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不过,洛克菲勒父子对中国的兴趣早在基金会成立之前就存在了。小洛克菲勒是一名中国清代瓷器的狂热爱好者,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迷恋,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择将先进的美国科学和医学传播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洛克菲勒父子曾通过一个国际基督教团体,了解到遥远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小洛克菲勒更是于1902年资助该团体一名人员赴中国旅行,并从这次旅行的报告中,了解到教育和社会改革之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的重要性。

1906年,一封来自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资助下创办)校长贾森(Harry P. Judson)的信更加吸引了小洛克菲勒和盖茨对中国的注意力。贾森认为应该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大学,贾森的想法让有着雄心实现一番大事业的小洛克菲勒十分激动。

小洛克菲勒随即将这个伟大的想法写信告知父亲,并说服父亲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派团前往中国考察。一年后,考察组得出结论是:“因为条件限制,办学校行不通,建议转向医学。”几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不久,便向中国派出了医学考察团。

高标准打造协和

至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向中国派遣了三次考察团,考察结果让他们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

为了建造和运营这所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专门设立了洛氏驻华医社,后更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简称CMB)。

同年6月,基金会便用20万美元购买下教会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并将新的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此后,“高标准”便一直贯穿在协和的方方面面,从最初的选址和建筑就是这样。

在民国总统黎元洪题名的《协医年刊》中,写到协和初办的情形:“收买豫王府旧址,计面积六十余亩,建筑新屋十四座,外则画栋雕梁,玉栏碧瓦,集中华建筑术之大观,内则设备周密,器械精良。”

不过,这样的考究和设计带来的花销是惊人的。协和医学院的建筑预算本只有100万美元。到1919年底,建设学校的所有费用竟已达到750万美元。而小洛克菲勒坚持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完成。


建设中的协和医院

如果说建筑只是形式,那么协和医学院的教育则实实在在地践行着更为严苛的高标准。

为 保证生源质量,协和规定,正式入学前需先读三年预科,这一要求比同时期的美国还多一年。协和的医预科不仅时间长,范围也广,从自然科学、英语到看似与医学 无关的人文科学都被包括进来。而且,这些预科课程还被安排进综合性大学。协和的医学预科生必须用三年的时间坐在燕京大学的课堂里听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讲 《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璋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协和如此重视人文科学,是因为它认为培养一个好医生,首先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人文科学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结束医预科学习后,学生并不能直接升入协和医学院本部,而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并参考预科时的各门成绩和老师的推荐语。

最终能够升入协和医学院的只是少数。毕业于协和、日后成为中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 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

考入协和医学院本部后,等待学生的是更为艰苦的征途。

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而这里的及格线,不是六十分,是七十五分。

严苛的高标准教育终于没有辜负小洛克菲勒在开幕典礼上的期望。协 和,成为中国最早、最现代化的医学院和医院。教学上,培养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为日后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种子和骨干。科研方面亦成 绩斐然,比如从中药大黄中成功提炼麻黄素,成为研究中草药成功的典范,此外还有对中国常见寄生虫病、黑热病和斑疹伤寒的研究等。

这一时期,协和成为了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的西医从高起点出发,而不是跟着一些单以治病为目的的教会医院缓慢前进。

动荡中持续援华

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基金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尽管有过沮丧和犹豫,但1938年,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基金会将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项目。次年的会长报告,对基金会得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与中方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表示惊喜和自豪,认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这一领域的工作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

1947年内战时,基金会仍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报告中说:“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这里的“帮助”指的是继续拨款资助一批大学的复校工作。

1949年中国的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基金会仍未打算放弃工作。3月,有关负责人的通信中还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基金会的某些工作必须通过所在国的政府进行,但不等于支持这个政府的政策。现在国民党显然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基金会已经把人员和财产撤离中国大陆以待事态发展,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新政府之下建立更好的工作计划。”

然而,事实证明,在当时形势下,这只是一厢情愿。1950年11月,中国参加朝鲜战争。1951年1月,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致函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协和已收归国有。至此,基金会停止了最后一笔拨款。负责建造和运营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928年以后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但仍接受其资金支持)也被迫离开中国,转而支持亚洲其他国家。

几个月后,心情沮丧的小洛克菲勒写信给一位朋友,对协和医学院脱离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遗憾,但他希望这所学校将继续执行它的使命,“我们不应认为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的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此后,在与中国隔绝的几十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对中国保持着关注和兴趣。

改革开放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便率先恢复与中国的合作。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也回到中国,将其80%的资金都用在中国。

2000年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淡出中国,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则继续在中国开展慈善项目。

从小洛克菲勒与中国艺术文化的结缘,到协和医学院的群星璀璨;从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到新世纪的倾力合作……。在中国地覆天翻的一个世纪里,洛克菲勒基金会始终不懈地探索和改进,以适应中国国情的方式,进行着现代化的社会实验。

今天,在北京的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与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显示着这里的丰富历史。而从外表上,已难以看出,100年来,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与它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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