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年间，俞鸿图担任湖北乡试主考官。按规定主考官是不准带家属的，但死了老婆的俞鸿图刚娶的年轻媳妇林氏水性杨花，施展媚术留在俞鸿图身边。俞鸿图有天酒醉在林氏面前泄题，中了林氏的圈套。泄露的考题被林氏和情夫高价售出，事情败露，雍正皇帝闻之勃然大怒，下令将俞鸿图就地腰斩，以正视听。


从去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将入刑定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其实，历朝历代，对“高考”舞弊者，都是严惩不贷的，就拿清朝来说吧，那些被处理，甚至死于“高考”作弊案的大小官员，真的不计其数。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在光绪年间的浙江乡试舞弊案众所周知。虽然周福清因为“关节未成，赃未与人”以及“投案自首”，幸免于难，只落个“斩监候，秋后处决”的死缓之刑，但鲁迅父亲周伯宜从此被剥夺了应试权利，最后忧郁而死，家道破落。


我说周福清是幸运的，古代的“死缓”与现在的“死缓”不同，现在的“死缓”一般不会执行，而古代的“死缓”秋后必须执行。周福清能让光绪在秋后改变主意，不能说不是他的造化，这起“高考”舞弊未遂案，也算创下了历史之最,光天化日之下，把银票当着副主考的面送到主考官手中，并且还是顶风作案，置朝廷三令五申的考试纪律于不顾，判个“死缓”，处罚算是轻的。纵观清朝的“高考”舞弊案，没有几个不是立即杀头。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不但身为同考官的大理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国子博士蔡元禧等人，因为“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摈之；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非夙著者又摈之”被斩首，而且被中举的考生田耜等人也被杀头，不仅如此，他们的父母、妻子皆遭流放，家产也被全部没收。这就是清代第一个科场大案，惩罚可谓严厉矣。


但是，这些人的鲜血，并没有刹住“高考”舞弊的歪风，就在同年八月，江南乡试又一场舞弊案不但让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身首异处，其他18名同考官除卢铸鼎已死之外，叶楚槐、周霖等17人皆被处以绞刑。“血肉狼藉，长流万里”，主考、同考无一人活命，这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录取的除了苏州13人，其余大多是扬州盐商子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猫腻，有受贿嫌疑，于是有人将纸糊“贡院”二字改为“卖完”。乾隆皇帝派人一查，果然如此，结果除巡抚叶九思已经病故，泾县知县陈天立畏罪自杀外，副主考赵晋、句容县知县王曰俞、山阳县知县方名被判斩立决，考生吴泌、程光奎以及当事人余继祖、员炳被判绞监候，秋后处决，主考左必蕃、总督噶礼因失察被革职。


乾隆十八年（1753年）恩科会试，考生曹咏祖与监试官蔡时田因为作弊被处死；嘉庆三年（1798年）湖南乡试，考生傅晋贤和科场书吏樊顺成又被判了死刑。


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在顺天（北京）乡试中，因戏子平龄“朱墨不符”中了第7名而引发的“高考”舞弊案，共有91人受到处罚，其中5人处斩，3人充军。牵涉之广，绝无仅有；官职之大，也是历史之最。于菜市口开刀问斩的主考官柏葰是清朝一品大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位居宰相，官至人臣极鼎。但按照清朝的法律，咸丰也只能挥泪斩柏葰。


所谓“朱墨不符”，就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时的两套卷子，一套是考生本人在场内用墨笔缮写的答卷。为了防止考官认识考生的笔迹徇私作弊，再由誊录人用朱笔将应试人的原卷誊抄一遍交给考官批阅。用心可谓良苦。为平龄作弊的当事人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做了手脚，以致把主考官柏葰牵连进去，丢了性命。

人世际间的分分合合，在生活中演绎出的许多恩恩怨怨，有缘无分，源头水尾难以相见；有情无缘，行色匆匆远隔天涯；

人世际间的分分合合，在生活中演绎出的许多恩恩怨怨，有缘无分，源头水尾难以相见；有情无缘，行色匆匆远隔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