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据媒体报道，10月25日，从宝鸡南开往北京西的G672次列车上，乘客李翔突感心脏不适。著名心血管内科大夫胡大一碰巧在列车上，他判断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指挥乘客服药，并立即联系河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让其做好抢救准备，最后挽救了一条生命。可以想见，如果当时没有医生在场，李翔很可能会因为错过最佳急救时机而失去生命。但现实中像李翔一样幸运的人太少太少。由于急救知识普及率低等问题，当遭遇紧急情况时，绝大多数人只能“干等”。

●中国全民急救知识普及率不到1%，国际平均水平为10%
据深圳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全民急救（知识）普及率平均水平不到1%。中国红十字总会提出的目标是要在2015年之前，全国突破1%，达到1.5%”。1%的培训率意味着一个人倒地，至少要有100个人从其身边经过，才可能会有一个学过急救知识的人有能力去救他。深圳属于全国急救技能普及率较高的城市，据深圳市急救中心统计，全市具备急救基本技能、持有初级救护员证书的人数为18.75万，按照1250万常住人口计算，深圳全民急救普及率仅约为2%。而据光明日报报道，2015年北京只有6.8万人持有初级急救课程证书，按常住人口2151万人来算，北京全民急救普及率仅为0.316%。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总监马正兴表示，一个城市急救知识普及率能够达到20：1(5%)，这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形态。目前国际平均水平是10%，香港20%、新加坡20%、美国25%、瑞典45%、澳大利亚50%、日本中学生92%，欧洲发达国家30%-40%。知名急救医生贾大成说：“急救技能普及率的高低以及社会急救成功率的高低，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单位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全民急救普及率低会导致社会急救的成功率极低。通常情况下人的心跳、呼吸一旦停止，每过一分钟，死亡率就会增加10%，超过8分钟，就会出现脑死亡或植物状态，因此在急救界，素有抢救生命“黄金8分钟”一说。而大城市急救体系反应经常超过十分钟，所以现场急救至关重要。在急救一线工作的多位医生都表示，有效的现场急救可以第一时间保证病人心脑血管、重要脏器的供氧和供血，大大提高下一步的抢救成功率。

●特殊行业人员的急救培训也明显不足
在日常生活中，像保安、警察、公交系统工作人员、餐厅酒店服务人员这些与人接触多的行业，理论上都应该具备急救常识。贾大成说：“包括地铁在内的服务行业、高危行业，应把急救技能列为本行业的行业技能。” 但现实是，这些重点行业的人员通常也不具备急救知识和技能。2014年2月17日上午，35岁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上，并保持这一姿态达50分钟。监控录像显示，梁娅倒下3分钟后，即有市民想施救，但还是放弃了，不得不通知地铁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只有打电话报警，也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随后赶来的警察所能做的也只是不停地到地铁口看救护车来了没有。

《110接警处工作规则》规定：专职处警民警应当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但据南方都市报2014年的报道，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主任赵伟透露，两三年前，急救中心还与警校有过密切合作，警察在晋升警衔的时候，都脱产一个月接受了基本急救技能培训，而上街巡逻的巡警更是随身携带一个小型急救包，但近几年，由于培训权回归到警校，据相关人士表示，只有新警才会接受基本的急救理论培训，实际操作机会都很少。国外对特殊人群的培训是法律明确要求的：德国要求消防员每年必须参加30学时的急救培训；意大利的外勤警察必须经过初级急救技能培训，并学会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香港《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规定，除医护人员外的部分工种如保安员、运动及健身教练、空中服务员、带领外访互动的教师等，他们的入行条件之一就是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士。

●除知识普及率低外，公共场合的急救设施也不足
2015年4月，一位微博名为“唐神医”的中国人，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抢救美国游客的照片走红网络。唐医生事后回忆说，之所以能够最终挽救老人的生命，是因为美国公园内到处安放的AED，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对抢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AED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AED不仅是一种急救设备，更是一种急救新观念，一种由现场目击者最早进行有效急救的观念。据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赵伟透露，中国的猝死每年有将近180万例，平均每分钟3个人，但AED的普及率却非常低，使用率更是几乎为零。目前中国国内配置AED的公共场所仅有：北京首都机场、上海地铁站部分车站、还有北京、上海、广州的部分奥运体育场馆，全国AED配置总量还不到1500台，也就是说，每10万人不到1台。

美国平均每10万人配有180台AED。日本则于2004年开始推广安装AED，平均每十万人约有234.8台。台湾的AED安装总数约4000台，每10万人约17.4台。除了配置的数量有差距，在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法律保障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健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就因为公众现场实施AED除颤救治的法律责任问题未能解决，最终放弃在世博园区内设置AED，在世博会期间发生的10多例猝死病人未能及时救治。而日本在上届爱知世博会期间发生5例猝死，成功救活4例。

●要提高民众急救能力，离不开制度支持
中国人急救能力差有许多原因。首先是急救意识的缺乏。虽然在经历过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和奥运会等大型活动后，公众参与急救培训的热情已经有所提高。但个人由于受到工作时间、培训地点、培训费用等影响，主动报名培训的并不多，缺乏足够的外在动力，没有人把“急救知识”当作“必备技能”来重视。

反观其他国家，比如德国，每个成年人必须在服兵役或参加7年义务急救中，任选其一参加；在日本，公民拿到驾照之前必须要参加“应急救护处置讲习”课程。其次是专业急救教育的缺失。中国中小学急救教育欠缺，没有专门的急救老师，有时候学生们在学校接受的安全教育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很多老师教学生烫伤后要马上涂抹牙膏、触电时要用绝缘体挑开电线等。这两种意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及时冲凉水和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此外，大部分普通人的急救知识都是从影视剧中学来的，这些知识常常违背常识。比如乱掐“人中”；被蛇咬伤，用嘴吸出毒液；将伤者从事故车辆中直接拖曳而出等。而根据香港政府资料显示，目前急救知识已经加入到香港中小学部分课程当中：小一至小六年级的《常识科课程指引》有“日常生活中的简易急救方法与安全事项”的讲解，中一到中五的课程有“家居安全简易急救法”的介绍，中四到中六也包括“运用急救技巧拯救别人”的相关内容。急救培训机构也会定期到社区做活动，自己出资到媒体、户外做急救广告。

除去学校，社会团体也是急救教育中重要的一环，而这有赖于政府的大量投入。香港之所以能有那么高的全民急救普及率，离不开政府的制度支持，除了比较全面的急救体系外，还有经费保障。 香港的急救培训主要由香港医疗辅助队、香港职业安全局和非政府组织如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香港红十字会等共同承担，它们每年都享受政府财政的部分拨款，共同承担全港市民自救和互救培训等工作。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每年培训的人数超过8万人次之多。该机构有6000多名成员，其中只有70多名是拿薪酬的雇员，剩下的全部都是义工。为了保障公众急救培训的顺利开展，香港政府每年向其支付三四千万元的经费。而中国政府在急救上的投入远远不够。以深圳市急救中心为例，急救中心目前只有十来名培训导师。政府每年给予的培训补贴不到一百万，难以满足需求。

[导语]
据媒体报道，10月25日，从宝鸡南开往北京西的G672次列车上，乘客李翔突感心脏不适。著名心血管内科大夫胡大一碰巧在列车上，他判断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指挥乘客服药，并立即联系河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让其做好抢救准备，最后挽救了一条生命。可以想见，如果当时没有医生在场，李翔很可能会因为错过最佳急救时机而失去生命。但现实中像李翔一样幸运的人太少太少。由于急救知识普及率低等问题，当遭遇紧急情况时，绝大多数人只能“干等”。

●中国全民急救知识普及率不到1%，国际平均水平为10%
据深圳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全民急救（知识）普及率平均水平不到1%。中国红十字总会提出的目标是要在2015年之前，全国突破1%，达到1.5%”。1%的培训率意味着一个人倒地，至少要有100个人从其身边经过，才可能会有一个学过急救知识的人有能力去救他。深圳属于全国急救技能普及率较高的城市，据深圳市急救中心统计，全市具备急救基本技能、持有初级救护员证书的人数为18.75万，按照1250万常住人口计算，深圳全民急救普及率仅约为2%。而据光明日报报道，2015年北京只有6.8万人持有初级急救课程证书，按常住人口2151万人来算，北京全民急救普及率仅为0.316%。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总监马正兴表示，一个城市急救知识普及率能够达到20：1(5%)，这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形态。目前国际平均水平是10%，香港20%、新加坡20%、美国25%、瑞典45%、澳大利亚50%、日本中学生92%，欧洲发达国家30%-40%。知名急救医生贾大成说：“急救技能普及率的高低以及社会急救成功率的高低，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单位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全民急救普及率低会导致社会急救的成功率极低。通常情况下人的心跳、呼吸一旦停止，每过一分钟，死亡率就会增加10%，超过8分钟，就会出现脑死亡或植物状态，因此在急救界，素有抢救生命“黄金8分钟”一说。而大城市急救体系反应经常超过十分钟，所以现场急救至关重要。在急救一线工作的多位医生都表示，有效的现场急救可以第一时间保证病人心脑血管、重要脏器的供氧和供血，大大提高下一步的抢救成功率。

●特殊行业人员的急救培训也明显不足
在日常生活中，像保安、警察、公交系统工作人员、餐厅酒店服务人员这些与人接触多的行业，理论上都应该具备急救常识。贾大成说：“包括地铁在内的服务行业、高危行业，应把急救技能列为本行业的行业技能。” 但现实是，这些重点行业的人员通常也不具备急救知识和技能。2014年2月17日上午，35岁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上，并保持这一姿态达50分钟。监控录像显示，梁娅倒下3分钟后，即有市民想施救，但还是放弃了，不得不通知地铁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只有打电话报警，也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随后赶来的警察所能做的也只是不停地到地铁口看救护车来了没有。

《110接警处工作规则》规定：专职处警民警应当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但据南方都市报2014年的报道，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主任赵伟透露，两三年前，急救中心还与警校有过密切合作，警察在晋升警衔的时候，都脱产一个月接受了基本急救技能培训，而上街巡逻的巡警更是随身携带一个小型急救包，但近几年，由于培训权回归到警校，据相关人士表示，只有新警才会接受基本的急救理论培训，实际操作机会都很少。国外对特殊人群的培训是法律明确要求的：德国要求消防员每年必须参加30学时的急救培训；意大利的外勤警察必须经过初级急救技能培训，并学会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香港《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规定，除医护人员外的部分工种如保安员、运动及健身教练、空中服务员、带领外访互动的教师等，他们的入行条件之一就是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士。

●除知识普及率低外，公共场合的急救设施也不足
2015年4月，一位微博名为“唐神医”的中国人，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抢救美国游客的照片走红网络。唐医生事后回忆说，之所以能够最终挽救老人的生命，是因为美国公园内到处安放的AED，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对抢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AED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AED不仅是一种急救设备，更是一种急救新观念，一种由现场目击者最早进行有效急救的观念。据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赵伟透露，中国的猝死每年有将近180万例，平均每分钟3个人，但AED的普及率却非常低，使用率更是几乎为零。目前中国国内配置AED的公共场所仅有：北京首都机场、上海地铁站部分车站、还有北京、上海、广州的部分奥运体育场馆，全国AED配置总量还不到1500台，也就是说，每10万人不到1台。

美国平均每10万人配有180台AED。日本则于2004年开始推广安装AED，平均每十万人约有234.8台。台湾的AED安装总数约4000台，每10万人约17.4台。除了配置的数量有差距，在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法律保障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健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就因为公众现场实施AED除颤救治的法律责任问题未能解决，最终放弃在世博园区内设置AED，在世博会期间发生的10多例猝死病人未能及时救治。而日本在上届爱知世博会期间发生5例猝死，成功救活4例。

●要提高民众急救能力，离不开制度支持
中国人急救能力差有许多原因。首先是急救意识的缺乏。虽然在经历过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和奥运会等大型活动后，公众参与急救培训的热情已经有所提高。但个人由于受到工作时间、培训地点、培训费用等影响，主动报名培训的并不多，缺乏足够的外在动力，没有人把“急救知识”当作“必备技能”来重视。

反观其他国家，比如德国，每个成年人必须在服兵役或参加7年义务急救中，任选其一参加；在日本，公民拿到驾照之前必须要参加“应急救护处置讲习”课程。其次是专业急救教育的缺失。中国中小学急救教育欠缺，没有专门的急救老师，有时候学生们在学校接受的安全教育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很多老师教学生烫伤后要马上涂抹牙膏、触电时要用绝缘体挑开电线等。这两种意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及时冲凉水和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此外，大部分普通人的急救知识都是从影视剧中学来的，这些知识常常违背常识。比如乱掐“人中”；被蛇咬伤，用嘴吸出毒液；将伤者从事故车辆中直接拖曳而出等。而根据香港政府资料显示，目前急救知识已经加入到香港中小学部分课程当中：小一至小六年级的《常识科课程指引》有“日常生活中的简易急救方法与安全事项”的讲解，中一到中五的课程有“家居安全简易急救法”的介绍，中四到中六也包括“运用急救技巧拯救别人”的相关内容。急救培训机构也会定期到社区做活动，自己出资到媒体、户外做急救广告。

除去学校，社会团体也是急救教育中重要的一环，而这有赖于政府的大量投入。香港之所以能有那么高的全民急救普及率，离不开政府的制度支持，除了比较全面的急救体系外，还有经费保障。 香港的急救培训主要由香港医疗辅助队、香港职业安全局和非政府组织如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香港红十字会等共同承担，它们每年都享受政府财政的部分拨款，共同承担全港市民自救和互救培训等工作。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每年培训的人数超过8万人次之多。该机构有6000多名成员，其中只有70多名是拿薪酬的雇员，剩下的全部都是义工。为了保障公众急救培训的顺利开展，香港政府每年向其支付三四千万元的经费。而中国政府在急救上的投入远远不够。以深圳市急救中心为例，急救中心目前只有十来名培训导师。政府每年给予的培训补贴不到一百万，难以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