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到图书馆翻阅了80年代的武林精粹，找到了北京马锡惠先生的文章，文章里提到一位叫孙雨琪的戴龙邦徒弟，孙为镇江人，湖广总镇，僧格林沁的幕兵。
哪位朋友了解孙雨琪的情况？哪位有马锡惠先生的联系方式？

谢谢！

你觉得该怎么做呢？

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多爬一会儿！

楼上的刚出院吧？

Pharazyn，谢谢你的回复，但你的文章里一次都未提孙雨琪。。。

另有一处文献有孙雨琪的信息。

这篇文章也看过，但对孙雨琪无更多介绍。

谢谢楼主分享

附上原文



戴氏心意拳疑案综考

山西祁县小韩村戴氏心意拳，为著名的形意拳的前代拳法，形意拳的历史比较清晰，且已经颇有研究成果，然而戴氏心意拳的拳史、拳谱却迷雾重重，多年来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所以有必要做一个初步的总结，来解析一些观点，提出一些质疑。因为戴氏家谱没有彻底公开，加上戴氏心意拳谱版本不一，各家说法有异，且多遮遮掩掩，让人摸不清头脑，所
   
以现在的研究也只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之上。

　　首先我打算考察的是在戴氏心意拳和形意拳界影响最大的所谓《六合拳序》，该序亦作《六合心意拳序》或《心意六合拳序》，我想大家不会陌生。此序各本多有“时在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荷月山西昭余戴龙邦书于河南马公书室”字样（“昭余”为祁县古别称），故拳界毫无疑问地认为这是戴龙邦的作品。我曾著文《〈六合拳序〉源流真伪辨》一文予以批驳，从多种角度质疑该序的真实性，由于篇幅所限当时没有展开讨论，这里想补充完整。

　　关于戴氏的名字问题，我在以前的文字中已做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质疑，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戴氏的生活年代将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从面世的资料来看，戴氏的生活年代有两套说法：第一是生卒年为1720～1809年，还有接近的1713～1802年，前者见于公布的戴氏家谱资料（但其名为“隆邦”，字“兴国”），后者见于《形（心）意精义》（传为李广亨光绪二十一年作品，可靠性待考）和曹继植先生发表的一些文章（如《戴家拳师承与拳法不容割裂》，《武魂》2002年7期）；第二是约生活于乾隆（1736～1795）至道光（1821～1850）时期，此见于民国24年戴氏心意拳传人高降衡的《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因此书稀见，故将有关内容摘录于后：“曹继武……传河南马学礼。学礼与戴龙邦交素笃，……故以武穆拳谱授之，时乾隆末年也。……道光二十一年间（1841），有陕西牛希贤者来店就食，……闻龙邦好友尚义，故来访究竟，而邦不知也。……厥后李洛能慕技往访，至则希贤已就木矣。……咸丰间，捻匪作乱，清帝派兵征伐，匪之就擒，四人（戴大闾、戴二闾、郭维翰、李洛能）皆有功焉……”这里没有提到戴龙邦去世的具体年代，但其生活年代大体交代清楚了，高降衡为贾大俊的弟子，而贾为戴二闾的弟子，所以高的观点不可忽视。这个说法也见于曹继植先生的《李洛能生平补正考》（《武林》1990年第9期），曹先生在文中将戴龙邦去世定在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不知有何依据。北京马锡惠先生曾根据戴龙邦的弟子孙雨琪为僧格林沁的幕宾而推测戴龙邦为咸丰初年时人（《是否曹继武传戴龙邦？》，《武林精粹第一辑》）。

　　前套说法年代交代的清楚，后者则比较模糊。按照高降衡的说法，假设戴氏见马学礼时为乾隆最后一年即1795年，且定年龄为30岁，那么戴氏的生年就大约定在1765年，而根据后面三位的推测，可定戴氏为1840年之后去世，这样后面的说法就比前面的说法向后平移了三四十年，这不是个小数字，是隔了一代人的数字，这个十分明显的差异（曹继植先生持两种观点），山西方面似乎总是避而不谈，不知是何缘故？

　　按照近年山西戴家心意拳人士的观点，戴家心意拳是传自李政（贞、祯）。又邓州马雷石先生根据邓州清真寺石碑、唐万仪传《心意六合拳谱》和水观兰家《水氏家传武术》推测：李（按：当为同音字，马在后来的文章中也作李政）大约生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邓州心意合拳古碑首现》，《少林与太极》，2001年11期），即1795年左右。由于山西的说法是戴龙邦请李政教大闾二闾心意拳，那么将戴龙邦的生活年代定位在高降衡等人的说法可以以此为据。至于公布的戴氏家谱中的戴氏生卒年代，一是戴氏的姓名文字不同（虽然音同，且儿子也同），二是我本人没有见到家谱，家谱也没有完全正式公开，所以我不能确信这个二手的信息。

　　对《六合拳序》我曾做过全面的批驳，但对其中关于曹继武的那段内容没有展开讨论，也放到本文来重点考察。序中关于这部分内容是：“独我姬公，名际可，字隆风，生于明末国初，为蒲东诸冯人氏，访名师于终南山，得武穆王拳谱。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浦，时人不知其勇，先生习练十有二年，技勇方成，康熙癸科联捷三元，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督，致仕归籍。余游至池州，先生以此拳授余，学之十易寒暑，先生曰：‘子艺成矣。’命余回晋，至洛阳，遇马公学礼，谈艺甚洽，属余为序……”因为我对曹继武这个曾长期被山西传系认为是心意拳第二代传人的人物研究了多年，并做了大量考察，手头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以就对此做一个透彻的批驳。

　　曹继武，名曰玮，字继武，安徽贵池（秋浦）人，生于康熙十年（1671），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为康熙三十二年顺天癸武科乡试解元，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武科状元，初为二等侍卫，后官至陕西兴汉总兵，带左都督衔，曾著书《武经七书汇解》（与黎利宾、夏仲龄合著，康熙四十四年三畏堂、光启堂刻本）和《武经三书汇解》（为黎利宾从七书抽取而成，康熙五十年刻本，因曹已去世故为黎氏完成）。

　　首先让我们假设曹真的是戴的老师，那么戴龙邦是否可能在正式作品中称曹的字——“继武”呢？按照古人的避讳习惯，称师长只能是名讳，即戴氏应该称“曹曰玮”才是。

　　《六合拳序》中称，曹继武于“康熙癸联捷三元”。曹为顺天府癸科武解元，第二年甲戌科会试中式，殿试康熙钦点武状元，但他不是这科的会元，这科的会元应该是李应源，据光绪四年《重修奉贤志》卷九《选举志·武科·进士》载：“李应源（玉藻），康熙甲戌会魁（安徽抚标右营游击，转升参将）。”所以曹只是联捷两元的武状元。

　　又《六合拳序》中称曹被“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督”，这一点我在以往的文章已经指出其错误，曹曰玮在陕西靖远时只是副将官，后到兴汉才为总兵官。

　　《序》中说曹最后“致仕归籍”，这更是无稽之谈，史志家谱资料多处证明曹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死于山西兴汉总兵官任上。乾隆四十四年（1779）《池州府志》卷48《武勋》载：“四十五年春，即擢陕西兴安、汉羌等处挂印总兵官。时汉江暴涨，州城被水啮尽圮，曰玮至官，日督军士昼夜巡防，致感寒疾卒，年三十六，上闻悼惜，赐祭葬如例。”安徽贵池缟溪乾隆二十九年（1764）《曹氏宗谱》载：“公康熙十年辛亥生，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月十五日年有卅六而卒。”《曹氏宗谱》上并有曹在是年八月十四日所留的“遗本”为证。《清实录·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己未，予故陕西兴汉总兵官曹曰玮祭葬如例。”《曹氏宗谱》中亦有官方“祭文”为证。

　　至于说戴氏师从曹氏，首先谁也无法确定曹氏所学即为心意拳，据《姬氏族谱》记载，姬际可生于1602年，于1683年，而曹生于1671年，卒于1706年，这说明曹13岁时姬际可已经去世，那他怎么跟姬际可“习练十有二年”呢？又戴氏的生年虽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最早的1713年也离曹氏去世已7年，试问戴氏怎么可能师从曹氏呢？

　　上面是从材料本身来推断它的谬误性，下面我举出这个材料的出处就可以从反面证明《序》这段记载的不实了。

　　曹曰玮在《武经七书汇解·序》中的落款为：“赐武状元及第癸科解元联捷，钦依二等侍卫，陕西靖远副将官左都督，秋蒲曹曰玮题，时岁次乙季秋之吉。”两个材料对照一看，我们不难发现《六合拳序》所说有误！

　　最近，蒙河南洛阳马派心意六合拳传人孙友恒先生来信告知，在洛阳的口传资料中根本没有曹继武这个人，没有任何资料证明马学礼的老师是曹继武，这进一步证明了戴氏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就拿另一本山西戴家部分传人所持的拳谱——所谓乾隆四十三年的《心意六合拳序重订本》（又称《形意拳重订本》）来说，据吴秀峰、吴会进《戴龙邦字“尔雷”不是向壁虚构》（《武魂》2002年5期）一文称其中载有“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孟冬山西昭余尔雷订正”字样，我们暂且不讨论“尔雷”是不是戴氏的“字”，单就这种落款的写法就可以看出来是个伪造的东西，古人再怎么无知也不会在自己正式作品中以自己的“字”作为落款。又吴殿科等发于《武林》1989年6期的《形意拳传人考证》一文称《重订本》载有“曹师在雍正初因宦途坎坷避居河南化名郑氏”，这又让我找到了证据。在山西戴氏传系有一个传说，就是曹因感触官场腐败，后弃官云游，那么就假设曹是弃官云游了，那是什么时候呢？难道康熙四十五年曹在陕西兴汉总兵官任上病死是诈死的？这有什么根据呢？口说无凭。就算是诈死，那怎么到雍正初才“因宦途坎坷避居河南”﹖这中间十几年的时候曹到哪里去了﹖若是继续为官，那官方资料怎么没有记载呢？若是云游去了，那么拳谱上怎么不顺便记载一下，而只说到雍正初才弃官呢？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因戴家传系的一贯保守，至今戴家拳史拳谱仍处在神秘之中，所以只能就手头的资料做出以上推断，希望山西方面能早日拿出更为详细的资料与我的观点进行辨证。

请问能否提供更多线索？谢谢！

你觉得该怎么做呢？

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多爬一会儿！

楼上的刚出院吧？

Pharazyn，谢谢你的回复，但你的文章里一次都未提孙雨琪。。。

另有一处文献有孙雨琪的信息。

这篇文章也看过，但对孙雨琪无更多介绍。

谢谢楼主分享

附上原文



戴氏心意拳疑案综考

山西祁县小韩村戴氏心意拳，为著名的形意拳的前代拳法，形意拳的历史比较清晰，且已经颇有研究成果，然而戴氏心意拳的拳史、拳谱却迷雾重重，多年来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所以有必要做一个初步的总结，来解析一些观点，提出一些质疑。因为戴氏家谱没有彻底公开，加上戴氏心意拳谱版本不一，各家说法有异，且多遮遮掩掩，让人摸不清头脑，所
   
以现在的研究也只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之上。

　　首先我打算考察的是在戴氏心意拳和形意拳界影响最大的所谓《六合拳序》，该序亦作《六合心意拳序》或《心意六合拳序》，我想大家不会陌生。此序各本多有“时在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荷月山西昭余戴龙邦书于河南马公书室”字样（“昭余”为祁县古别称），故拳界毫无疑问地认为这是戴龙邦的作品。我曾著文《〈六合拳序〉源流真伪辨》一文予以批驳，从多种角度质疑该序的真实性，由于篇幅所限当时没有展开讨论，这里想补充完整。

　　关于戴氏的名字问题，我在以前的文字中已做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质疑，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戴氏的生活年代将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从面世的资料来看，戴氏的生活年代有两套说法：第一是生卒年为1720～1809年，还有接近的1713～1802年，前者见于公布的戴氏家谱资料（但其名为“隆邦”，字“兴国”），后者见于《形（心）意精义》（传为李广亨光绪二十一年作品，可靠性待考）和曹继植先生发表的一些文章（如《戴家拳师承与拳法不容割裂》，《武魂》2002年7期）；第二是约生活于乾隆（1736～1795）至道光（1821～1850）时期，此见于民国24年戴氏心意拳传人高降衡的《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因此书稀见，故将有关内容摘录于后：“曹继武……传河南马学礼。学礼与戴龙邦交素笃，……故以武穆拳谱授之，时乾隆末年也。……道光二十一年间（1841），有陕西牛希贤者来店就食，……闻龙邦好友尚义，故来访究竟，而邦不知也。……厥后李洛能慕技往访，至则希贤已就木矣。……咸丰间，捻匪作乱，清帝派兵征伐，匪之就擒，四人（戴大闾、戴二闾、郭维翰、李洛能）皆有功焉……”这里没有提到戴龙邦去世的具体年代，但其生活年代大体交代清楚了，高降衡为贾大俊的弟子，而贾为戴二闾的弟子，所以高的观点不可忽视。这个说法也见于曹继植先生的《李洛能生平补正考》（《武林》1990年第9期），曹先生在文中将戴龙邦去世定在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不知有何依据。北京马锡惠先生曾根据戴龙邦的弟子孙雨琪为僧格林沁的幕宾而推测戴龙邦为咸丰初年时人（《是否曹继武传戴龙邦？》，《武林精粹第一辑》）。

　　前套说法年代交代的清楚，后者则比较模糊。按照高降衡的说法，假设戴氏见马学礼时为乾隆最后一年即1795年，且定年龄为30岁，那么戴氏的生年就大约定在1765年，而根据后面三位的推测，可定戴氏为1840年之后去世，这样后面的说法就比前面的说法向后平移了三四十年，这不是个小数字，是隔了一代人的数字，这个十分明显的差异（曹继植先生持两种观点），山西方面似乎总是避而不谈，不知是何缘故？

　　按照近年山西戴家心意拳人士的观点，戴家心意拳是传自李政（贞、祯）。又邓州马雷石先生根据邓州清真寺石碑、唐万仪传《心意六合拳谱》和水观兰家《水氏家传武术》推测：李（按：当为同音字，马在后来的文章中也作李政）大约生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邓州心意合拳古碑首现》，《少林与太极》，2001年11期），即1795年左右。由于山西的说法是戴龙邦请李政教大闾二闾心意拳，那么将戴龙邦的生活年代定位在高降衡等人的说法可以以此为据。至于公布的戴氏家谱中的戴氏生卒年代，一是戴氏的姓名文字不同（虽然音同，且儿子也同），二是我本人没有见到家谱，家谱也没有完全正式公开，所以我不能确信这个二手的信息。

　　对《六合拳序》我曾做过全面的批驳，但对其中关于曹继武的那段内容没有展开讨论，也放到本文来重点考察。序中关于这部分内容是：“独我姬公，名际可，字隆风，生于明末国初，为蒲东诸冯人氏，访名师于终南山，得武穆王拳谱。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浦，时人不知其勇，先生习练十有二年，技勇方成，康熙癸科联捷三元，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督，致仕归籍。余游至池州，先生以此拳授余，学之十易寒暑，先生曰：‘子艺成矣。’命余回晋，至洛阳，遇马公学礼，谈艺甚洽，属余为序……”因为我对曹继武这个曾长期被山西传系认为是心意拳第二代传人的人物研究了多年，并做了大量考察，手头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以就对此做一个透彻的批驳。

　　曹继武，名曰玮，字继武，安徽贵池（秋浦）人，生于康熙十年（1671），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为康熙三十二年顺天癸武科乡试解元，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武科状元，初为二等侍卫，后官至陕西兴汉总兵，带左都督衔，曾著书《武经七书汇解》（与黎利宾、夏仲龄合著，康熙四十四年三畏堂、光启堂刻本）和《武经三书汇解》（为黎利宾从七书抽取而成，康熙五十年刻本，因曹已去世故为黎氏完成）。

　　首先让我们假设曹真的是戴的老师，那么戴龙邦是否可能在正式作品中称曹的字——“继武”呢？按照古人的避讳习惯，称师长只能是名讳，即戴氏应该称“曹曰玮”才是。

　　《六合拳序》中称，曹继武于“康熙癸联捷三元”。曹为顺天府癸科武解元，第二年甲戌科会试中式，殿试康熙钦点武状元，但他不是这科的会元，这科的会元应该是李应源，据光绪四年《重修奉贤志》卷九《选举志·武科·进士》载：“李应源（玉藻），康熙甲戌会魁（安徽抚标右营游击，转升参将）。”所以曹只是联捷两元的武状元。

　　又《六合拳序》中称曹被“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督”，这一点我在以往的文章已经指出其错误，曹曰玮在陕西靖远时只是副将官，后到兴汉才为总兵官。

　　《序》中说曹最后“致仕归籍”，这更是无稽之谈，史志家谱资料多处证明曹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死于山西兴汉总兵官任上。乾隆四十四年（1779）《池州府志》卷48《武勋》载：“四十五年春，即擢陕西兴安、汉羌等处挂印总兵官。时汉江暴涨，州城被水啮尽圮，曰玮至官，日督军士昼夜巡防，致感寒疾卒，年三十六，上闻悼惜，赐祭葬如例。”安徽贵池缟溪乾隆二十九年（1764）《曹氏宗谱》载：“公康熙十年辛亥生，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月十五日年有卅六而卒。”《曹氏宗谱》上并有曹在是年八月十四日所留的“遗本”为证。《清实录·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己未，予故陕西兴汉总兵官曹曰玮祭葬如例。”《曹氏宗谱》中亦有官方“祭文”为证。

　　至于说戴氏师从曹氏，首先谁也无法确定曹氏所学即为心意拳，据《姬氏族谱》记载，姬际可生于1602年，于1683年，而曹生于1671年，卒于1706年，这说明曹13岁时姬际可已经去世，那他怎么跟姬际可“习练十有二年”呢？又戴氏的生年虽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最早的1713年也离曹氏去世已7年，试问戴氏怎么可能师从曹氏呢？

　　上面是从材料本身来推断它的谬误性，下面我举出这个材料的出处就可以从反面证明《序》这段记载的不实了。

　　曹曰玮在《武经七书汇解·序》中的落款为：“赐武状元及第癸科解元联捷，钦依二等侍卫，陕西靖远副将官左都督，秋蒲曹曰玮题，时岁次乙季秋之吉。”两个材料对照一看，我们不难发现《六合拳序》所说有误！

　　最近，蒙河南洛阳马派心意六合拳传人孙友恒先生来信告知，在洛阳的口传资料中根本没有曹继武这个人，没有任何资料证明马学礼的老师是曹继武，这进一步证明了戴氏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就拿另一本山西戴家部分传人所持的拳谱——所谓乾隆四十三年的《心意六合拳序重订本》（又称《形意拳重订本》）来说，据吴秀峰、吴会进《戴龙邦字“尔雷”不是向壁虚构》（《武魂》2002年5期）一文称其中载有“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孟冬山西昭余尔雷订正”字样，我们暂且不讨论“尔雷”是不是戴氏的“字”，单就这种落款的写法就可以看出来是个伪造的东西，古人再怎么无知也不会在自己正式作品中以自己的“字”作为落款。又吴殿科等发于《武林》1989年6期的《形意拳传人考证》一文称《重订本》载有“曹师在雍正初因宦途坎坷避居河南化名郑氏”，这又让我找到了证据。在山西戴氏传系有一个传说，就是曹因感触官场腐败，后弃官云游，那么就假设曹是弃官云游了，那是什么时候呢？难道康熙四十五年曹在陕西兴汉总兵官任上病死是诈死的？这有什么根据呢？口说无凭。就算是诈死，那怎么到雍正初才“因宦途坎坷避居河南”﹖这中间十几年的时候曹到哪里去了﹖若是继续为官，那官方资料怎么没有记载呢？若是云游去了，那么拳谱上怎么不顺便记载一下，而只说到雍正初才弃官呢？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因戴家传系的一贯保守，至今戴家拳史拳谱仍处在神秘之中，所以只能就手头的资料做出以上推断，希望山西方面能早日拿出更为详细的资料与我的观点进行辨证。

请问能否提供更多线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