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肇启中华民国，这到底是朝代循环，还是一场革命，尝有辩议。

在某些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仅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还包括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系列“革命义举”的全过程。以甲午之战败后，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入京等一系列事件，致使“民心激愤”，朝野人士纷纷要求政制变革，以及立宪派与革命党对立与冲突等等，作这样的理解未尝不可。但在事实上，所谓“革命成功”，决非一蹴而几，唾手可得，往往是一个长期酝酿和发酵的结果。而当时的“革命”，在清廷看来，不过是一次次乌合之众的“造反”行为，手段为传统的暴力。清廷对此防范甚严，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党人频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会的一系——会党，即所谓的“洪门”，亦称天地会，或三点会、三合会。秘密社会的另一系在北方，即白莲教，“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革命党与秘密社会江湖会党结盟，最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目标”相近，彼此互为利用。洪门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秘密口号为“明大复心一”，反过来读就是“一心复大明”；革命党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洪门“一心复大明”不以为然，然在推翻“异族的统治”，则以为“与吾党无殊”。孙文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述道：“洪门者，创设于明末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起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所谓明末遗老“誓不臣清”，实际上，就是不愿与征服汉人的“鞑虏”为伍，满汉势不两立。至康熙年代，清势渐盛，反抗屡起屡蹶，“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

及至清末革命，兴中会主要骨干陈少白、尤列、程奎光、朱贵全、丘四、谢缵泰等人，都为会党中重要分子，“当时孙中山的左右手，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孙文本人于1903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被封为“洪棍”（首领）。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称“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其他城市，皆有分堂；在日本，称“三点会”、“三合会”，革命党人“拜正”者，即入会，在当时，就有冯自由、刘道一、秋瑾等人。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者也不在少数，另有一部分人，则加入光复会；“光复会”陶成章等人意在浙江起事，首先联系就是洪门九龙山。洪门组织十分严密，开山立堂，结拜兄弟，向待盟外人为“风仔”，凡未加盟者，概以风马牛视之。

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可以知道，洪门口号暗语“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杀人曰洗身，割耳曰取顺风，发誓曰斩鸡头，参谋曰纸扇，干事曰草鞋……等等，不一而足。洪门仿效梁山，但也有改进，只留三十六“天罡”，不要七十二“地煞”；结义时烧三把半香，“头把香，效法羊角哀、左伯桃结成生死之交；二把香，效法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把香，效法梁山一百零八将；半把香，义气不寻常，单雄信不投唐，秦琼泣血哭留半把香”。洪门由“汉留”组织演进而为反清的“秘密团体”，一直被清廷视为宿敌，“如发觉即抄家灭门”，故在城中难以插足，往往于穷乡僻壤占山立寨，招兵买马。1905年孙文等人成立同盟会时，同样设有联系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何物？答：中国物；何事？答：天下事！仿若洪门，毫无二致：问“你来做什么？答：投奔梁山；问：来梁山做什么？答：行仁结义；问：有咒无咒：答：有咒！其声其势，何其相似乃尔，可见渊薮于此。

孙文立志革命，加入洪门，一部分原因是少年时代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启发；另一部分原因“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冯自由语），就是扩充势力范围。不论当年的洪门会党，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在“反清”这一问题上志同道合，声气相通，正如孙文在自传中所说：“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这里所谓的先民，“自然包括了深受明末先贤行谊影响的会党中人”，而洪秀全起义或国民革命运动“于思想启发上多受其赐”，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间的渊源，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两者手段相同，以所谓的“行仁结义”来策动推翻异族的统治，或用革命党人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欧洲革命，有绝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国自有革命以来，都是一面唤起革命的民众，一面组织革命的军队”[8]，此话出自汪精卫1927年6月30日的一次演讲，核心观点却是孙文的。

洪门会党的势力，以山堂为中心，清代的山堂，前后有四十七个。自1673年至1909年，洪门会党策动或参与起事八十五次，其势力主要在中国南部及中部某些地方，“它的触角实已伸展到全国各地”，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洪门”。毕竟是民间秘密结社，其性质相当于谋反，必遭至清廷派兵剿办，“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唐德刚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1895年的广州之役，还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足见革命党与乌合之众的会党相合流的弊端。

1905年，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秘密成立，开始重视与留日学生的接触，孙文在布鲁塞尔时就说过“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生”[9]。但事实上，重要的起事，仍多运用会党的力量。以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统计，1906年至1911年间，重要的起事凡二十四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的，最少有十二次，然无一成功者。辛亥革命发生前，在清廷而言，慈禧死后，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一切政务均由其父摄政王载沣主持，而载沣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亲王，如此一个非正常的“鱼烂”王朝，控制能力自然日渐式微，再加上民间的觉醒，甚至可以笑谈一枚炸弹在汉口俄租界意外发生爆炸，酿成重大事端，历史才被改写，千年帝国“一跃而跻共和”。

辛亥革命的社会参与者是广泛的，其中有知识分子，有工商界人物，有军人，有官僚，有立宪派人士，有华侨，“军人和会党则为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如通信联络、侦牒暗刺、筹款劫杀以及敢死队等，“均由洪门会友担任”（梁崧甫语）。有论者认为“在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从秘密社会中吸收革命的群众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党人发动的重要起事先后有五次，“均曾藉用会党的力量”，这自是革命党人精心策动的结果，但利用洪门长期的反满意识，并透过会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以实现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目标”，才是他们“革命方略”之真正所在。

晚清有立宪与革命之争（当然亦有互动），“改革派主君主立宪，用上书或请愿的和平方法；革命派主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用暴力或暗杀的方法”（张玉法语）。太平天国初起时，洪秀全、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等皆为会党中人，后因教义上的冲突，洪秀全才开始清除太平军中会党分子。而孙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即脱胎于前此二百年前的会党反满活动。孙文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特别介绍洪门，称赞洪门会党那帮人“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彻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10]洪门中一些人，被称为“老革命党人”，可见革命党人“始决倾覆清廷”的“壮志”其来有自，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以“复明”为宿愿，而意在创建“共和”；然以事实归，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出，纷争大起，民无宁日，历十余年而未已，“共和”不幸成为民国之后的一个乱源所在，正如香港学者许行所说：“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躯壳，聚积数千年的封建意识仍残留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推翻，洪门失去反清的意义，“其群众又为乌合，不为正统社会所容”，遭至新政府压制，洪门会党遂退为幕后势力，成为其他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惟革命党人的“会党意识”至此未绝，打打杀杀，及至“二次革命”，以武力手段为解决政争之开端（梁漱溟语），竟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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