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中国历朝历代基本都会有自己修订并发布的正式国家法律文件，中国最早的法律文本可以追述到夏朝。在《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可惜由于年代久远，《禹刑》、《汤刑》和《九刑》的全貌今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在古代典籍中的零星记载，甚至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前，一些人认为夏朝是古人杜撰出来的朝代。

后来周穆王命吕候修订的《吕刑》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律文献。“疑案有赦”、“疑罪惟轻”的刑罚原则便出自于《吕刑》，对贪污腐败的惩治也进行了明确记录。

每部法典都是在前朝法律基础之上的继承与创新，后来的《秦律》被后人看成是严刑峻法，多半看到陈胜吴广起义中那句“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因为大雨阻隔了道路，这种不可抗力而导致的迟到就会被杀头，如此看来秦法果然严苛。

可是有考古学家在出土的秦法《徭律》中有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水雨，除兴。”仅仅迟到几日只会受到责骂，遇到大雨，便可以免去本次征发，根本不会杀头。“失期，法皆斩”很可能只是陈胜吴广的谎言。
在秦朝，见义勇为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法律义务。秦律规定“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也就是说，有歹徒在外面伤害别人，百步以内的路人不去救援，就要处罚两套铠甲。

说完了大秦律，皮酱再来和大家聊聊《大清律例》。清军刚刚入关后，受制于汉化水平和国内战争等种种因素，暂时沿用《大明律》。顺治时期开始进行《大清律例》的修订工作，又经康熙雍正两朝不断完善，最终在乾隆时期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并且制定了“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原则。

清朝的皇帝们为了让百姓敬畏朝廷，十分希望官员和民众能够通晓法律，做了不少“普法”工作。对于官吏，每年都会有法律法规的考试，不达标的就要受到处罚，并且官员还有对百姓宣讲法律的义务。有意思的是，如果老百姓能够通晓法律的话，还会获得免罪一次的特权（谋逆这样的重罪不能免）。

同时《大清律》为避免州县官吏随意断案，还对官吏的权力做了严格限制。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看似严谨的《大清律》往往成了一纸空文，一些地方官员层层相护，沆瀣一气，随意断案，草菅人命。

如果地方官吏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对于大清的百姓来说，进京告状成了唯一的出路。“杨乃武与小白菜”便是这样典型的案例，杨淑英进京告御状，惊动了慈禧太后。面对朝野舆论，也为了打压左宗棠的湘派势力，慈禧太后才力主翻案。

有意思的是，在大清灭亡后，《大清律》在中国的一个地方依旧发挥着法律效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71年才被废除，这个地方就是香港。

英国人来到香港以后，为了便于治理一直奉行习惯法，因此《大清律例》在香港继续发挥作用。结果不少人纷纷搬出《大清律》来给自己纳妾讨小老婆当挡箭牌，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在1971年英国人颁布了《婚姻法》，《大清律例》才正式寿终正寝，结束了这一乱象。

古往今来，中国历朝历代基本都会有自己修订并发布的正式国家法律文件，中国最早的法律文本可以追述到夏朝。在《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可惜由于年代久远，《禹刑》、《汤刑》和《九刑》的全貌今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在古代典籍中的零星记载，甚至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前，一些人认为夏朝是古人杜撰出来的朝代。

后来周穆王命吕候修订的《吕刑》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律文献。“疑案有赦”、“疑罪惟轻”的刑罚原则便出自于《吕刑》，对贪污腐败的惩治也进行了明确记录。

每部法典都是在前朝法律基础之上的继承与创新，后来的《秦律》被后人看成是严刑峻法，多半看到陈胜吴广起义中那句“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因为大雨阻隔了道路，这种不可抗力而导致的迟到就会被杀头，如此看来秦法果然严苛。

可是有考古学家在出土的秦法《徭律》中有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水雨，除兴。”仅仅迟到几日只会受到责骂，遇到大雨，便可以免去本次征发，根本不会杀头。“失期，法皆斩”很可能只是陈胜吴广的谎言。
在秦朝，见义勇为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法律义务。秦律规定“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也就是说，有歹徒在外面伤害别人，百步以内的路人不去救援，就要处罚两套铠甲。

说完了大秦律，皮酱再来和大家聊聊《大清律例》。清军刚刚入关后，受制于汉化水平和国内战争等种种因素，暂时沿用《大明律》。顺治时期开始进行《大清律例》的修订工作，又经康熙雍正两朝不断完善，最终在乾隆时期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并且制定了“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原则。

清朝的皇帝们为了让百姓敬畏朝廷，十分希望官员和民众能够通晓法律，做了不少“普法”工作。对于官吏，每年都会有法律法规的考试，不达标的就要受到处罚，并且官员还有对百姓宣讲法律的义务。有意思的是，如果老百姓能够通晓法律的话，还会获得免罪一次的特权（谋逆这样的重罪不能免）。

同时《大清律》为避免州县官吏随意断案，还对官吏的权力做了严格限制。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看似严谨的《大清律》往往成了一纸空文，一些地方官员层层相护，沆瀣一气，随意断案，草菅人命。

如果地方官吏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对于大清的百姓来说，进京告状成了唯一的出路。“杨乃武与小白菜”便是这样典型的案例，杨淑英进京告御状，惊动了慈禧太后。面对朝野舆论，也为了打压左宗棠的湘派势力，慈禧太后才力主翻案。

有意思的是，在大清灭亡后，《大清律》在中国的一个地方依旧发挥着法律效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71年才被废除，这个地方就是香港。

英国人来到香港以后，为了便于治理一直奉行习惯法，因此《大清律例》在香港继续发挥作用。结果不少人纷纷搬出《大清律》来给自己纳妾讨小老婆当挡箭牌，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在1971年英国人颁布了《婚姻法》，《大清律例》才正式寿终正寝，结束了这一乱象。